上述的過程充分顯現，民主社會以法治為框架追訴加害者的困難。這是普遍性的現象。在追訴加害者的工作上，唯一順暢成功的特例似乎是希臘。其民主政府因為成功掌控軍隊，而得以在一九七五年順利地以政變、屠殺學生與系統性刑求的罪名，將前獨裁政府的領袖和高級官員判處死刑（後減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與十年徒刑等。然而一般而言，新民主國家對前任獨裁政府政治壓迫的追訴，大多無法順利完成。在拉丁美洲，阿根廷對加害者的追訴，其實最為先進，也最為積極。不過其曲折的過程和最終結果，也顯現了這項工作的艱難。
阿根廷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動蕩不安之後，政治壓迫在一九七六年成立的軍人政權達到最高潮。大學生、新聞記者、人權律師、教師，甚至政府官員都無法倖免於難。軍政府也不諱言地將其壓迫反對派的行動稱為「骯髒戰爭」，因為顛覆分子沒有穿制服也沒有拿旗幟，所以必須使用一切法律之外的方法。其中最令人髮指的或許是「鉛筆之夜」（La noche de los lápices）。八名高中學生在晚上從家裡被軍人帶走，受刑求之後全部被槍決，因為他們積極參與了要求學生搭乘公共汽車得享折扣的運動。前一年，軍政府前教育部次長的大學生女兒，因為在窮人地區從事社會服務工作，半夜被軍人從家裡帶走，從此失蹤。軍人統治期間，估計有一萬三千人被軍隊、警察和特務帶走之後，永遠失蹤。
隨著福克蘭島戰爭的慘敗以及經濟的一團混亂，軍人執政團不得不於一九八二年交出政權。軍人執政團在下臺之前公布「最後文件」，指出政府在「骯髒戰爭」中所用的手段雖然史無前例，可是卻為當時特殊情況所需。政府同時也簽署一項條例，內容包括「所有特務、警察和監獄對顛覆行動和恐怖主義所進行的一切行動，都符合軍隊及軍人執政團的規畫和指令」。軍人政府的這些動作引起社會巨大的反彈和群眾抗議。甚至過去對政治壓迫一向沉默的天主教會，也嚴詞批評軍政府。人權律師出身的急進黨總統候選人阿方辛（Raul Alfonsin）宣示：當選之後將對加害者提出司法追訴。在一九八三年十月總統選舉之前五週，軍政府又通過《國家正義法》，宣稱軍政府過去對人民所作所為乃是為了保護「人類尊嚴」，免於恐怖主義和顛覆行動。該法並免除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二年間所有人權侵犯的追訴權，因此被稱為「自我赦免法」。
選舉前夕，阿方辛在一百萬名支持者的群眾大會宣示他的轉型正義理念。他說，加害者可以分成三類：政治壓迫的設計師及發號施令者，雖然只是接受指令可是卻殘酷地、變態地和貪婪地加以執行者，以及單純接受指令者。阿方辛認為前兩種人必須究責，第三種人則可以用方法將其導入民主政治的正軌。阿方辛當選之後立即擬定阿根廷處理轉型正義的大綱：即刻盡力搜尋失蹤者（其實是其屍體），並依循下列的原則追訴加害者，一、政府和顛覆分子的恐怖行動都必須加以追究；二、追究責任必須有所限制，因為追訴所有的罪行事實上不可能；三、司法審判必須在社會仍具高度熱中的期限內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