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數位通訊傳播法》第十六條第三款明定，「經權利人通知或知悉其使用者涉有侵權行為後，立即移除或使他人無法接取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關資訊，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才能免負賠償責任，換句話說，在此一空泛條文下，未來任何政治人物或政黨可以針對負面新聞，只要通知就可以恐嚇平台業者必須下架；該法條表面上有所謂的法律救濟，但「通知」即必須下架的要求，已讓有權力者掌握不對等優勢，可以隨時讓對自己不利的新聞消失。這形同為監督政客設下障礙，長此以往，民主社會中該有的問責能力必然弱化。
言論自由才是法律保留、權力分立等原則的基礎
隨著社群平台或社群網站普及，「假新聞」或「假訊息」確實讓許多國家應變不及甚至陷入危機，但即使美國受假新聞之害遠甚於台灣，從未聽聞美國政府或政治人物要修法處理假新聞；德國修法要求社群網站24小時內刪除仇恨新聞，然而此舉並非沒有爭議；歐洲國家多有限制仇恨言論的，有其長年反猶傳統對人權侵害的歷史考慮；相對的，美國未禁止仇恨言論，著眼的是他們相信最活潑的討論才是根絕仇恨言論之道，一昧禁絕反而有反效果。無論是美國以言論自由為最高標準，或是歐洲以人權為綱，這兩種方式反映了社會中重要的核心價值；相反的，台灣限制言論的背後，反映了什麼價值，是保障人權還是只為了維護政權？
和羅秉成所言不同的是，與其說言論自由必須靠著法律保留等原則保障，其實應該反過來說，是言論自由的存在，保障了法律保留，及權力制衡等民主社會的重要原則，當蔡政府拿著「假訊息」當令箭限制批評的言論自由時，其實是我們的民主危在旦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