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聖誕節收到夏公與師母寫於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賀年卡。自此，夏公改了稱謂：由 Dear Teresa 直接翻譯成中文，成為「親愛的韓秀」。之後，便一直如此，不再變更。夏公這樣說，「一年中我欠你的信少說有兩封。現在先給你寫年卡，寒假整理書桌，找出你信來，再同你通長信，如何？不少人給我信，我時間不夠，有些就不覆了，但你的信我是要覆的，雖然遲了一點，請你原諒」。讓我感覺很不好意思，但是這樣的話，他卻在後來的信裡大同小異地重複過很多次，每次都讓我感覺到來自長輩的關切與溫暖。
夏先生在賀年卡上還寫到，「在聯副上看到一段有關你的消息，知道你晚近寫作甚勤，而且早在你結婚之前，你自己也是被人壓迫的知識分子。怪不得你如此關心大陸的作家。六‧四之後，中國大陸的確在大退步，而且可以批評、干涉政府的人士都在海外，失掉了他們應有的讀者。那年劉賓雁來哥大演講，多麼轟動！兩三星期前，有人借哥大地方開一個會，劉賓雁也出席了，情形就不同了。流亡在歐美的中國作家、教授、民運分子在海外也失掉了聽眾，想想真傷心！」關於沈伯伯，夏先生還有話說，「你轉告有關沈老的文章，希望不發生影響，更多讀者是敬愛沈老的」。
夏公真是敏銳。〈緘默〉一文遲遲未刊出，夏公擔心是受到了那些亂七八糟文章的影響。其實，聯合報系對沈先生敬重有加，這一年半來精彩的紀念文章很多，拉開一點距離也是很正常的。好在我收到賀年卡的時候，〈緘默〉已經於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在聯副刊出。我在九一年元月十一日收到台北寄來的剪報，馬上轉寄夏公，好讓他放心。
至於「六‧四」以後流亡歐美的作家、教授、民運分子，那真是說來話長。認真反思的不多，認真學習新知的少而又少。內鬥不斷、爭「權」奪利不斷。海外人看他們行事與說話覺得簡直就是共產黨那一套，心生反感，自然是意料中事。
劉賓雁的情形讓許多了解中國國情的人們扼腕，覺得他那麼多年被打入另冊，仍然對共產黨沒有足夠的清醒的認識，還在「修修補補」，苦頭幾乎白吃。事實上，劉先生來到了自由的國度，精神上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其思維還是停留在老地方，失掉了聽眾，也在情理之中，我並不覺得詫異。但是這樣子直通通地跟夏公說，會讓他更傷心。於是我很婉轉地在信裡寫，希望這些流亡者珍惜自由國家給他們的大好機會，好好地唸一點書，認真地學習與研究民主政治的精髓，很快地成熟起來。說到勸人唸書，夏公最聽得進去，一定會點頭同意，心情也可能會好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