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常情形下，法律禁止當事人重婚並不會被認為是違憲，但在特殊情況下，例如因兩岸分治，導致夫妻長久分離且相聚無期的重婚（釋字242號解釋）；或前婚姻關係已因確定判決而消滅，第三人本於善意且無過失，信賴該判決而與前婚姻之一方當事人締結婚姻關係，但該判決嗣後又經法定程序予以變更，導致後婚姻反而成為重婚（釋字362號解釋），大法官都因為受限於抽象規範審查，而不得不針對「重婚」所適用之法律是否合憲作成解釋。對於上開第二種特殊情形，大法官甚至再次作成憲法解釋指出，如果僅是重婚相對人善意且無過失，尚不足以維持後婚姻的效力，必須重婚的雙方當事人都是善意且無過失，後婚姻的效力始能維持（釋字552號解釋）。
上開情形明明是「具體個案」的特殊性導致裁判發生違憲的結果，但大法官也只能硬著頭皮解釋成是「法律」有無違憲，所以有學者認為，與其讓大法官「假規範審查之名，行裁判權之實」，不如讓大法官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審查裁判的合憲性，以免發生人權保障的死角。
上開情形或許可說是特殊狀況，但就司法權的整體意義而言，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對「個案」進行「審判」，大法官亦屬於司法權之一環，並無理由不能發揮相同的核心功能。此外，亦有學者認為，採用「裁判憲法審查」制度，可以提昇專業法院的憲法意識，至於如何適當區分大法官與專業法院的角色，以及避免人民濫訴，則是屬於技術面的問題。
事實上，已故的吳庚前大法官曾根據多年參與釋憲的實務經驗指出，超過半數人民聲請釋憲的案件，其實都是指謫裁判違憲，為了讓我國的憲法審判權更健全，應讓大法官亦得審查裁判是否違憲。無獨有偶，李震山、許玉秀、陳春生三位前大法官，亦曾於釋字682號解釋的部分不同意見書中呼籲，是否讓裁判成為違憲審查的客體，應該重視人民的法律感情，且大法官若是以「法庭」方式審查裁判是否違憲，在組織程序上即有更高的正當性。
期待「裁判憲法審查」制度發揮應有之功能，自然必須有適當的配套措施。例如就減輕大法官人力負擔及提昇專業性而言，即應配置更充分且有不同專業能力的助理，方能隨時提供大法官必要的協助。此外，在決定是否受理案件，以避免濫訴時，在德國最耳熟能詳者，當屬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1964年的判決中所發展出的「赫克公式」，亦即基本上，唯有對基本權意義有原則上的誤解，並在實質上對於具體個案造成影響的判決，才是憲法法庭所要處理的案件，此與我國「憲法訴訟法」第61條規定，憲法法庭進行「裁判憲法審查」的前提，必須是該案件具備「憲法重要性」，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實頗有相似之處，且本條的立法理由更明揭是為了避免影響憲法法庭審理案件的效能，進而排擠其他具有憲法重要性的案件。
此外，「憲法訴訟法」也特別在第20條採用了美國的「法庭之友」制度，明文規定除了當事人以外，人民、機關或團體也可以主動以書面敘明與案件的關聯性後，於提出聲請並經憲法法庭許可後，在憲法法庭所定期間內提出具有參考價值的專業意見或資料，以供審理之參考。
透過「法庭之友」制度的良性運作，可以讓立場和專業領域不同的民眾及團體充分表達意見，讓大法官可以更仔細傾聽其他不同領域的意見，亦有助於大法官獲得更多元的資訊，俾充分發揮社會溝通及理性思辨之功能。畢竟，大法官必須在符合社會現狀及專業下作成憲法解釋，才能以理服人，進而服眾，讓憲法判決能夠擲地有聲，贏得民眾及其他憲法部門的尊重。
採用「裁判憲法審查」制度，雖然會引起是否存在「第四審」的疑慮。但是，違憲審查制度雖然包含維持憲政秩序、確保法規範位階及國家行為的合憲性，以及保障人民權利等功能，但保障人民權利才是國家制度設計的終極目標。因此，法院只要善用憲法審理案件，人民根本無須等到憲法法庭才尋求救濟，所以法院是否願意在「審理案件時適當適用憲法」，才是憲法法庭會不會成為「第四審」的關鍵所在。
＊作者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本文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