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台灣方案是要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的總結與反思。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考量國內經濟發展情勢嚴峻下的妥協方案，扭轉了毛澤東、周恩來以來從「流血解放」到「和平解放」的基本國策。但由於經驗的缺乏，香港一國兩制的落實，並不符合北京方面的期待。從基本法23條立法爭議開始，到真普選、歷史教科書審查爭議、雙非問題到港珠澳大橋的一地兩檢等，歸結而出就是佔領中環運動的雨傘革命、香港政局對立的激化與港獨意識的高漲。面對兩制的失序，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在2014年6月公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單方面重申中共中央對香港擁有的「全面管治權」，明確了過去模糊的「高度自治」的底線。
因此，台灣方案構想的提出，就是要避免香港管治失敗的覆轍，要以「統一後」的思維，進行對台政策的部署，其中為推進兩岸關係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所進行的「民主協商」，表面上歡迎各黨派、各界別人士參加，但實務上可能越過各政黨，直接連結台灣各地方的仕紳與意見領袖。
第四，融合發展要以金馬四通先行先試。融合發展是中共落實實質統一的一環，其基礎來自於兩岸一家親的「民族大義」，誘因則是中國歷史發展機遇下，讓台灣人民有更多獲得感的同等待遇。從31項惠台措施到製發台灣居民居住證、取消台灣居民就業許可證等，北京政府一反過去兩岸協商的模式，改採「單向施惠」的做法。換言之，在中共的設想中，未來兩岸統一的關鍵，可能不是透過政府對政府或者黨對黨的談判，在攏絡累積台灣民心的趨向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不流血開城」，極可能成為中共對台方針的最高圭臬。金馬地區地理鄰近中國福建，長期發展困頓，且無台獨的隱憂，習五點提出向金馬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的「四通」呼籲，先行先試，累積經驗而劍指台灣。台灣政府如何在民主體制下回應民意的壓力，恐將讓台灣陷入另一波的菁英分裂漩渦中。
面對中國對台戰略的緊縮，台灣主要政黨多採取戰術守勢的回應。執政的民進黨蔡英文總統提出「四個必須，三道防護網」的主張，重申以「壯大台灣」來平衡大國中國的種種打壓；國民黨則以反對九二共識錯誤連結一國兩制的立場，來鞏固一中各表的空間。雖然兩大黨的回應方式有異，但共同的一點是：同樣都迴避在北京所「新開的戰場」(亦即針對和平統一)上，與中國正面交鋒。總統府甚至罕見地召開，只有駐台國際媒體能參加的國際記者會，試圖擴大國際間友我的力量。
誠然，作為東亞一個小國的台灣要力抗中國的壓力，確實需要極大的智慧與耐性，習五點擘劃的藍圖不當然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現實。然而，台灣在鞏固心防、統一內部立場的過程中，也不能忽視北京在接下來的一年中，可能對台灣所發起的諸多攻勢，「以不變應萬變」是不是現階段台灣對大陸政策最有利的選擇，或者台灣應該「轉守為攻」，正面提出新論述來引導兩岸關係的發展，在台灣各政黨領袖不斷將「民意優先」掛在嘴上的當下，做為「頭家」的台灣人民不應該再保持沉默，在拚經濟的同時，也應該督促朝野各政治領袖，理性提出最有利於兩岸人民的政策主張，避免台灣在兩岸關係中被邊緣化，錯失繁榮、永續發展的先機。
＊作者為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