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末期，物資匱乏，連紙都缺的蘇聯式共產主義即將崩潰之際，兩位在1970年代畢業自莫斯科建築學院的建築師Brodsky與Utkin，以銅板蝕刻製作的「紙建築」在國際建築評圖競賽上異軍突起。作為對史大林極權主義式建築以及其後社會主義寫實派（Socialist Realism）建築路線的後現代反思與批判，Brodsky與Utkin的作品提供了人類思考資本、權力與記憶複雜互動的另類維度。在他們一系列發人深省的作品中，一幅《消失建築紀念館》（Columbarium Habitabile）特別引人關注。
這座紀念館其實類似靈骨塔，每一座建築都像骨灰罈一般保存在混凝土隔間。每座建築裡面仍然住著人，供路過的群眾欣賞。一旦居民無法繼續住在一座建築之中，全家就會被迫遷出，懸在半空的大鐵球立刻會將該座建築砸碎，片瓦不留。這個國家權力的黑暗象徵，是Brodsky與Utkin對蘇聯極權體制深沉的控訴。在他們的家鄉莫斯科，公眾的檢視經常穿透個人的隱私，「建築屠殺」（domicide）是紅色革命後生活的常態。舊歷史的遺跡被夷平，讓位給代表前進力量的新紀念碑。過去的美好記憶，如同那座老房，是紀念館應當保存的脆弱文物，卻在大鐵球威脅之下，不堪一擊。人民生活在國家恐怖主義對自由與尊嚴的不斷侵奪之下，只能盡力在不要成為「拆遷戶」的恐懼中，勉力維生。
英國名記者Owen Hatherley在新作《共產主義建築景觀史論》（Landscapes of Communism：A History Through Buildings）中提到，與其嘗試用夾帶政治情緒的詞彙來定義何謂共產主義與共產主義建築，不如借用蘇聯建築史學家Vladimir Paperny的定義，將建築區分為「第一型文化」（Culture One）與「第二型文化」（Culture Two）：Culture One追求運動，偏好建築快速、即時、可拋棄的動感都市；Culture Two醉心穩定，偏好建築莊重、宏大、難以撼動的高聳碑塔。用此標準檢驗人類建築史，不論東西南北、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或是極權主義，建築景觀常常同時兼具Culture One與Culture Two的特徵。古今中外，掌握權力與資本的統治精英，以勝利者之姿改造空間、鞏固權威、批准審美觀與意識形態的種種「先進」、「偉大」、「永恆」的「面子工程」，在人類歷史上一次次被夷平，又一次次以新面貌重建。權力定義空間，空間架構記憶，記憶形塑歷史，接受時間考驗。一個值得回味的例子，就是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