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牛津大學歷史系教授提摩西．賈頓艾許年輕時想要研究了解納粹，但是他到了柏林後，發現在圍牆後面的東德，儘管沒有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但男男女女們在另一個德國獨裁統治下面臨著類似的兩難處境，他碰到歷史研究者夢寐以求的大好機會，可以在當下歷史中進行研究。
當然，歷史的觀察和參與常常界限模糊，「歷史學家一面做研究，一面也創造了歷史，自己成為了這個歷史的一小部分」，10年後東德民主化並決定開放檔案時，賈頓艾許發現他也有一分檔案，多達325頁，從未公開審判的罪名是「為敵對組織進行顛覆活動」，他的代號是羅密歐。賈頓艾許後來將此一特別的經歷寫在《檔案羅密歐》（The File)一書中。
這份檔案是東德情治單位為他做的起居注，賈頓艾許和小軟帽女士約會，和學者靈光乍現的交談，都被一筆一筆記載下來，線民不只記錄，也加油加料，多年後賈頓艾許甚至要比對自己的日記，才能重新找回當年的自己。
東德瓦解 才有最徹底的轉型正義？
賈頓艾許一個外國學生就有5位線民監視，而這可能是最少的，依據東德內部統計，在1988年時，所謂的「非正式工作者」(線民)人數高達17萬，以當時東德的人口來算的話，就表示每50名東德的成年人中，便有1名情治人員。如果說警察國家的箝制監控令人驚心，那麼這些資料的公開，則更具戲劇性，因為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只有東德是被西德接管，新舊國家安全機構之間出現斷裂，東德才可能毫不猶豫的揭露前祕密警察國家的惡行。
賈頓艾許更形容，在德國這個馬丁．路德和歷史學家蘭克所在的國度，清教徒顯然熱中於正視過去的惡行；德國人不但舉行公開審判、進行體制內肅清、組織委員會，而且還有系統的公開了祕密檔案，讓所有想知道自己如何被害、或自己如何害過別人的人，都可以一觀檔案內容。為了管理這些檔案，德國政府就雇用了3千名全職工作人員處理這些檔案，超過1百萬的人申請閱讀自己的檔案。
這樣徹底的轉型正義經驗顯然造成巨大的撕裂及痛苦，檔案開放後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一名女士曾因想逃往西德，而被關了5年，從檔案中，她發現當初告密的竟然是與她同居的男子；一位政治活躍分子發現，她的丈夫從認識她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打她的小報告；一位作家發現，他的哥哥一直在監視他。對很多人來說，比坐牢更不堪的，也許是自己安身立命的世界在一夕間瓦解。
要記憶還是遺忘？背後可能是個假的命題
正因如此痛苦的經驗，一直有人反對德國的做法，然而，到了20世紀，已經不能如19世紀的法國政治學者勒南所說的，遺忘是新國家建立的要素，畢竟，只有受害當事人有資格說，「不知道是否比知道更好」。真相的還原是最起碼的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