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全球徹底地邁入了資本主義的時代。自由市場的機制，帶來財富的同時，卻也釀造了21世紀全球貧富差距的問題。資本主義行之有年的法國、美國和英國，持有的資本集中程度自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都有不斷攀升的現象，直到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大恐慌之後，上升幅度才下降。庫茲涅茨（Smith Kuznets）認為，收入的不平等差距，將會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時下降，並且會在一個可接受的水平上穩定下來。庫茲涅茨的觀察並不是空穴來風，從1945年到1975年間，貧富差距的數據曲線明顯下降許多，這段30年的歷史被稱為「輝煌30年」。然而，1980年之後，資本集中的幅度卻又開始快速上升。皮凱提（ 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談到，若目前的經濟模式繼續發展，未來30年內，大概會有80%資本集中在少數10%的手中，而過去「輝煌30年」的歷史，僅僅是戰爭造成市場運作緩慢使然，並不一定是資本主義本身發展所帶來的結果。
皮凱提認為，收入的差距來自勞動收入的不平等以及資本收入的不平等。他提出一個數學公式：當資本報酬率（r）大於經濟成長率（g）時，財富分配不均就逐漸萌芽。所謂的資本報酬率包括利潤、股利、利息、租金等，而經濟成長率則是指國家的年收入或產出的增長情況。 皮氏引用了很多數據分析，他認為，擅長數學計算、數據統計的經濟學家，缺乏跟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的溝通，因此他希望結合數據統計與社會歷史的研究，引發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來反思資本主義的問題。他強調，收入和財富的歷史是難以預測的，而歷史的演變取決於人類如何看待收入不公平以及要採取怎樣的政策去改變或制衡分配不均的問題。皮氏也指出，除了企業界的老闆之外，一些公司裡面的主管、CEO薪水比一般員工高太多，即「超高薪資」的問題，也是造成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關鍵。通常這些「超高薪資」的主管，跟公司董事有密切的關係，兩者都是互惠互利的關係。另外，皮氏也歸納整理了2010年之後各銀行機構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總結為：最富的0.1%人群大概擁有全球財富總額的20%；最富的1%人群擁有全球財富總額的50%；最富的10%則擁有全球財富總額的80~90%。
皮氏進一步指出，資本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或收入不公所造成的貧富懸殊的問題，將會引發社會的革命或戰亂。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Stiglitz）也在《不公平的代價》裡指出，貧富差距、分配不均的問題愈發嚴重，將會傷害到民主政治的程序。他認為，政治程序制定的規則其實是相當有利於少數有錢的1%人，例如在選舉時，若某候選人不支持企業的法案，就會被斷了政治獻金。史迪格里茲甚至認為，最高法院的判決，也會傾向支持企業立場，在某種意義來看，其實是反映了有錢階級的勝利。因為有錢人操控政治體系，成功選出他們心中的政治人物後，政治人物再任命法官，而法官就可以繼續維護企業。史氏強調，分配不均不只是失靈的市場造成，政府在塑造市場上也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市場的失靈也意味著政府的失能。他也主張，在平衡市場的問題上，國家和公民社會有各自要扮演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