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次長蘇建榮昨日（3日）說，這次稅改對個人的減稅利益有994億元，一般民眾的減稅利益616億元，減稅幅度達20.46%，較富人的10.12%高出1倍。真的嗎？如何算出這個數字，是讓人好奇了。
蘇建榮說的這個數字，其實已見諸於財政部的新聞稿中，應該不會是信口開河，必定經過財政部內部的精算後才公布。不過，真正的問題與事實，不是在財政部算的數字對錯上，而是財政部對一些名詞不作明確定義，又「聰明」的把總數拿出卻少談平均數，是一種「烏賊戰術」，因為外界更難檢驗其說法與數據了。
先說名詞定義，財政部的新聞稿蘇建榮的發言，外界是看不出其對「富人」與「一般民眾」的定義在那裡。所謂的富人，是指計算所得差距時、五等分所得級距中，所得最高的20%家庭，還是報稅資料中，適用稅率在30%以上的家庭，或是最高級距45%（或40%）的家庭？而所謂的「一般民眾」，是五等分所得級距中較低的1-3組家庭嗎？還是報稅時適用稅率在20%（或30%）以下的家庭？而所有作研究者都知道，選擇不同的定義，可以得出相當不同的結果。
此外，不必否認的是：無論名詞如何定義，所謂的「一般民眾」的戶數必然遠遠大於可歸類於「富人」的戶數，財政部給出一個「一般民眾減稅利益是616億元」的說法，卻不談這616億元的減稅利益，可能是由400萬戶、或500萬戶的「一般民眾」分享；但富人的減稅利益─例如最高稅率由45%降到40%的79億減稅利益，看起來當然遠遠比「一般民眾」少，但卻是由1.2萬個富人家庭分享。
過去，財政部對稅改方案是強調「有助縮短貧富差距」，但所有數據都顯示高所得者的減稅利益最大，而且以計算所得差距的方式看，因為低所得級距家庭因所得太低，不少家庭根本不必繳稅，所以也就毫無減稅利益可言，但高所得家庭則肯定有滿滿的減稅利益，我們幾乎可肯定說：在其它條件不變下，所得差距必然拉大。被打臉幾次後，財政部也發現這樣說好像「說不過去」，因此現在改以「比例說」─即一般民眾減稅比例高於富人減少比例。
但即使換成「比例說」，這個稅改亦未必如此公平正義。以行政院長賴清德口中的「極端例子」看，上周五立法院會中，國民黨立委曾銘宗、費鴻泰曾針對稅改的減稅幅度，依照不同稅率與案例作出試算，結果顯然不太能漂亮的吻合財政部的說詞。
簡單的說，以曾、費所列出從一般民眾到富豪，在稅改前後的設算減稅金額，稅率5%的升斗小民，原來平均繳稅1.7萬，稅改後減少繳稅7千元，減稅比例是41%；稅率30%者平均繳稅60萬，減稅10.2萬，減稅比例是17%；但「極端例子」的郭台銘，原本繳稅29.2億，減稅12.8億，減稅比例是43.8%，張忠謀繳稅5.34億，減稅1.89億，減稅比例35%。
再以通則來看，金字塔尖端家庭（原本適用45%稅率的高所得家庭），大概有1.2萬戶，而前千分之一家庭大概有77%的所得來自股利。以稅改最可能採取的股利所得分離課稅、稅率是26%計，單是股利所得的降稅幅度就超過3成。但一般民眾並無平均降稅3成吧？
蘇建榮說稅改有3大主軸，減輕薪資及中低所得者稅負、減輕中小企業及新創事業稅負、建立具競爭力的投資所得稅制。前2者其實是可肯定的事實，因為扣除額提高，所有人都減稅；但此稅制是否為「有競爭力的投資所得稅制」，則要再觀察，畢竟影響投資的因素不是只有一個稅制而已。財政部不再說「可縮短貧富差距」，這也算是一種「進步」；但硬要轉彎套出「一般民眾的減稅幅度高於富人」，恐怕就未必是事實了。
說出這番大道理的財政部次長蘇建榮，是中研院院士朱敬一的學生，而朱敬一明顯是對稅改造成的貧富差距，感到憂心並提出抨擊。蘇建榮為稅改辯護，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偉大情操，還是「吾更愛官位」的務實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