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藝術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藝術為止。新聞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新聞為止。色情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色情為止。以此類推。」─賈葭。
賈葭出生於西安，35歲，有過寧漂、京漂和港漂的生活體驗，寫起文章俏皮幽默、冷眼熱腸。也是風傳媒的作者。
3月12日，賈葭在臉書貼了上面這段話；15日他從北京國際機場準備飛往香港時失聯，迄無音訊，疑是涉及日前中國網媒轉載一封要求國家主席習近平辭職公開信的事件，因此遭到北京當局拘留。
在北京，與其說一個人是專欄作家，倒不如說他是無業遊民更合適些。中國媒體的專欄文章制度相比西方而言，遠未完善。一個居住在北京的專欄作家，除非他能一天寫一篇文章，否則完全不足以供養家用。專欄作家也不是一個可以定義身份的職業。我在居委會登記資料時，居委會大媽七嘴八舌地要看我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證，非此不足以證明我是個作家。
專欄作家是游離於這個大體制之外的民間發言人。在一些公開的場合，我很喜歡被人稱為專欄作家，這樣可以較為自由、不帶顧慮地獨立發言，既不會牽涉我所供職的公司，也不會給別人帶來媒體所攜帶的那種不安。其實，我根本也算不上作家，也不會失心瘋地要加入中國作協。我就是個碼字兒的文字工作者。在沒有正經工作的時候，寫專欄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
這個故事要從2003年的非典說起。彼時，我蝸居在馬連道的一間斗室裡躲非典，天天用繩子從窗戶吊麥當勞的外賣，眼見快要不名一文。有一天無意中翻開一本《三聯生活週刊》，看到《生活圓桌》那個欄目，不禁喜上眉梢，這樣的稿子多簡單啊，我也能寫。靈光乍現後，用了不到半個小時，寫了一篇題為《床笫之歡》的小文章，用電子郵件寄給那個投稿信箱。誰料下周就刊出了。
對一個23歲的外省來京務工青年而言，名字跟很多名人並列，我自然非常開心。這個欄目的主持人是苗煒，他的回郵也很簡單，希望我能多寫。於是第二周，又寫了一篇小文章給他，又是當期刊出。文藝青年一般都容易把創作衝動誤認為是創作能力，我被他這麼一鼓勵，似乎覺得自己還是有創作能力的。
這兩篇文章之後，我就不給三聯寫了。因為《中國新聞週刊》的隨筆專欄編輯看到那兩篇後，輾轉找到我，表示可以給更高的稿酬，讓我寫給他們。我才不理會這二者的差別呢，有錢就行。也就是說，我最初寫專欄文章，純粹是為了稿費。我沒有太高尚的目的，我至少要把中文系的學費掙回來吧，不能虧本。多年之後，我在一個飯局上見到苗煒，那是我第一次見他，但卻頗有相知已久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