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際政治的動盪與變異，超乎了多數人的理性預期，這種現象不但難以預測，顯得異常雜沓，更重要的是，這種病徵的蔓延，以老牌民主國家受創最深。長期穩定且制度領先的西方民主國家，似乎已經存在了結構性的問題，而非表面上的修正即可解決。
從英國脫歐到美國的政治極化，再回到法國的黃背心運動，這三個歷史最為悠久的民主國家，分別面臨民主政治上的極大挑戰，在動盪中反覆拉鋸，因此可以看到，浪漫之都巴黎有如戰場，曾被譽為「改革者」與「自由主義領航者」法國總統馬克宏，在無領袖和無組織的黃背心抗爭中狠狠地跌了一跤；英國國會在大限來臨之前仍爭論不休，最終極有可能採取最糟的「無協議脫歐」；美國總統與國會的緊張關係前所未有，煙硝四起，川普近日還為了邊境築牆一事，宣佈美國進入緊急狀態。質言之，傳統強國已經陷入治理危機，不但政府普遍面臨信心崩盤，社會分歧也日趨嚴重，裂解成多個區塊，政府已不能有效回應民間訴求，素來優質的民主機制也消失殆盡，在重大分歧上難分難解，僵持不下。
事到如今，脫離不了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的交叉演變，原本相容的關係，已經到了互相抵觸的地步。在著名的廚房辯論中，赫魯雪夫信誓旦旦的認為共產主義終究會碾壓資本主義，這拉開了長達40年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競賽的序幕，在蘇聯解體之後，也正式宣布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實驗，最終由資本主義獲勝。當時幾乎所有的觀點和評論，皆形成一致的共識，認為自由市場是帶來繁榮的唯一妙藥。在第三波民主化下倖存的極權國家，無不也在經濟政策上改弦更張，擁抱資本主義。
在經濟自由主義的推波助瀾之下，全球貿易方興未艾，各國無不致力於促進國際經貿合作，消除關稅壁壘，享受成長與繁榮。自由經濟學家如傅利曼無不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認為「世界仰賴各自追求利益的個人」。然而，為了讓市場發揮最大效用，政府的管制與調控也愈來愈少，對於潛在的社會分配正義問題，政府往往關注如何提升競爭力，而非消除不公平的競爭條件。因此，國際財閥在這段期間得到了良好的養分，受惠於廣闊的全球市場，跨國公司可以攻城掠地。在高度自由化的經濟秩序下，來自先進國家的資本家、富豪和菁英，可以利用本身的優勢，形成「贏者全拿」的局面，還可以透過避稅與法律漏洞，不必負擔該盡的社會成本與責任，更以操弄、收買、施壓各國政府，遊走在國際之間，長期維持競爭優勢，賺取可觀的利潤。
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很快地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在過程中潛移默化，雖然全球貿易量顯著增加，也造就顯而易見的繁榮與成長。然而，全球化的結果似乎並未將國家整體人民所得提升，也並未顯著地改善生活品質，反而讓財富分配向兩極靠攏，形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中產消失的局面，在所得差距上和城鄉發展上，不斷地惡化。在全球市場力量與跨國企業的束縛之下，政府面對問題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有些更以毒品為良藥，加速自由化以增進帳面上的競爭力。絕大部分不具國際移動能力的勞動者，只能被動地承接全球化帶來的苦果。尤其以工業國家的勞工，可說是自由貿易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當然，還有正在弱化的中產階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