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之所以要這麼規矩不自在，我個人覺得有三個不同範疇，一個是廣泛、廣義的文學範疇；另一個是文意、文章的，包括生活中各種用途的文字。吳爾芙說過文字的用途是非常廣泛的，是散開來進入到生活的各個層面，可以拿來記帳、寫日記、罵人、寄託心情、與朋友發簡訊等等；第三個就是作為大考的手段。這三個範疇理論上或者理想上是相互包容的，都遵循大約相似原則，比方說好的文章、好的文學、好的表述、好的書寫，在文章的領域、在文學的領域、在大考的領域應該是一致的。可是在我們的現實裡，卻往往是不一致的，甚至還互相抵觸。所以有關大考這件事，我想大春會強烈反應，那是因為他同時在文學書寫領域及狹義作文領域中一直是很成功的。大春高中時代寫作就經常得獎，我相信他的大學聯考作文成績也是高的，相對來說，有另一組人比方說朱天文，當年大考作文成績佔30分，朱天文只拿7.5分、朱天心13.5分，我自己是19.5分。從這個地方我們就知道作文很難用單一的角度來看待，換句話說，寫好作文與寫好文章，或成為一個好的書寫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
考作文，有兩種想法，一種就是現在的考作文傾向，現在人認為既然要考作文而且寫作文很有意義，希望透過考試讓大家能把文章寫得更好、更自由、更活潑，更遠離教條與八股與現實生活相呼應，所以就會出現「歪腰郵筒」這樣奇怪的作文題目；我的觀念是另一種，我認為所謂的學校教育、公民教育，最好都是小政府的概念。我年輕時，台灣開始出現塗鴉的文化，當時很多年輕人到處亂塗鴉，因此文工會就想在西門町或淡水河堤規劃出塗鴉專區，但我聰明的老朋友詹宏志當時就批評，塗鴉專區的設置只會鼓勵學校派代表參加塗鴉比賽，無法有效處理青少年的叛逆。這個例子很能說明我的擔心，我擔心大家認為透過教育或教科書就可以囊括一切，透過作文的要求能讓我們讀更多書。事實上，教科書的概念不是這個樣子，因為它牽涉的是那一代所有人，所以內容基本上要是保守的，即使像牛津、劍橋這樣的大學也不會把尚未穩定的學說收錄於教科書。另外一個例子，當年愛因斯坦獲得諾貝爾獎時，全世界都知道是因為《相對論》，但給獎的名目卻不是，因為當時物理界還無法證實這個理論，所以是以愛因斯坦對光電效應貢獻的名目給獎，當然這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概念，一個是透過作文我們能不能更活潑，另一種，若他先天上不是活潑的那要不要把範圍局限在很小的地方，讓很多人靠應付過去就好。不要硬性規定要讀某個作家的作品，而是讓他有時間、有心力、有可能去讀某位作家的作品。我個人比較偏向後者，是因為畢竟這麼大的集合、公約數，這麼多的人你能夠跟他說的話及他能夠承受的東西，必須是相對較安全、較一般性的。所以即使是好文章，比方說該給高中生讀尼采嗎? 張愛玲的某些小說非常好，但該不該放入教科書？這些都是值得懷疑的，這是我看《文章自在》感動之餘的一些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