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在文章中寫過，其實文字書寫、文學在西方經歷了一個很大的爆炸，那是文字從格律的詩中解放出來的階段，散文階段。這牽涉到文言文與白話文到底是什麼意思的問題，在這裏我們就不細談。但其實它某種程度是牽涉到文字的限度 很多的文字其實是口語來的，像台灣話「酸溜」講起來很粗魯，但書寫起來卻蠻優雅的，而台灣話說「對」應該是「著」這個字，像文言一樣雅。我的朋友林俊穎在他的小說《我不可告人的鄉愁》中重新塑台語的文字，書中他提到我們最常用的「也」根本是文言文，可能是「阿」音的口語，所以「來阿來阿」其實是「來也來也」，因為依照字型來看「阿」字應該是後來才出現的字。
西方所謂散文的的出現是包括小說，就是從此白話文進入到大眾的生活，這點巴赫金以及很多人都談過的，指的是語文廣泛的運用在生活的縫隙之中。白話文革命讓原本只封閉在貴族領域的文字，突然進入了廣大世界，自此很多了不起的作品陸續出現，比方果戈里的、契科夫的小說等。在中國，這個解放在《春秋》裡頭已經展開，語言進入社會，這跟孔子及其弟子們的努力有關。到了宋朝，語文的解放反而跟西方不盡相同，簡單地來說，我們的散文特別狹窄地指稱一種美文，一種不太長、抒情的、講生命整體的、大歡喜大讚嘆的文字，一直到現在都如此。近代再加上國共關係，國民政府後來很怕文人，所以文人的世界最好能封閉在風花雪月中，侷促在個人的情緒抒發裡，不要觸及別的東西。曾經中文散文可以用來說理、雄辯、爭吵，可以用來表達，談物理、數學，這種散文慢慢消失了。
台灣的文學這幾十年來我認為其實還是很了不起，狹義的散文除外，台灣創作者在小說、詩的成績都非常驚人，唯獨散文這一塊非常萎縮，因為我們把散文的解放凝縮成一種美文的概念。前一陣子文學圈有人在討論爭吵散文能不能虛構的問題。我的答案比較簡單，不是能不能虛構，而是最好不要虛構。若要虛構，就徹底走向小說，你可以召喚或建構很多不存在的東西。但是散文是逼迫你在不虛構的條件下面對生命所帶來的挑戰，如果這時候能虛構，那個問題就不會真正困擾你，不會逼你認真思考問題。散文唯一最有力的一塊，是它用最樸素的方式，所以我們說狹窄的散文並不包括小說，所謂的紀實散文就是要告訴你，你所無可遁逃的真實東西。虛構小說裡，親人病了，可以給他藥，給他一株草，就讓他活下去。悲傷沒有了，悲劇也沒有了。可是現實世界沒有這些，所以你要去面對生老病死，面對悲劇，要在這裡頭認真地逼視，這就是真實所帶來的拘束，同時也因為這個拘束，給思維帶來強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