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學五年級遇到了俞敏之老師。俞老師教國文，也是班導，辦公桌就在課室後面，她偶爾會坐在那兒抽沒有濾嘴的香菸，夾菸的手指黃黃的。坐在俞老師對面的，是另一位教數學的班導劉美蓉。劉老師在那一年還懷著孕——我對她的記憶不多，似乎總是在俞老師的煙霧中改考卷、以及拿大板子抽打我們的手掌心。
俞老師也打人，不過不用大板子，她的兵器是一根較細的藤條；有的時候抽抽屁股，有的時候抽抽小腿，點到為止。那一年九年國教的政策定案，初中聯考廢止，對我們而言，風中傳來的消息就是一句話：比我們高一班的學長們都毋須聯考就可以進入「國民中學」了。而俞老師卻神色凝重地告訴我們：「你們如果掉以輕心，就『下去』了！」
五年級正式開課之前的暑假裏，學校還是依往例舉辦暑修，教習珠算、作文，還有大段時間的體育課。俞老師使用的課本很特別，是一本有如小說的兒童讀物，國語日報出版，童書作家蘇尚耀寫的《好孩子生活週記》。兩年以後我考進另一所私立初中，才發現蘇尚耀也是一位老師，教的也是國文，長年穿著或深藍、或土綠的中山裝，他也在辦公室裏抽沒有濾嘴的香菸，手指也是黃黃的。
我初見蘇老師，是在中學的校長室裏。那是我和另一位女同學沈冬獲派參加臺北市國中生作文比賽。行前，校長指定高年級的國文老師來為我們「指導一下」。蘇老師點了一支菸，摘下老花眼鏡端端正正插在胸前的口袋裏，問了兩句話，也一口浙江腔：「你們除了讀課本，還讀些甚麼書啊？除了寫作文，還寫過甚麼東西啊？」我在那一刻想起了俞老師，想起了《好孩子生活週記》，想起了小學課堂上煙霧繚繞的日子，但是我連一句話都沒來得及回答——蘇老師沒讓我們說話——他自己回答了：「我想是沒有的！」
在校長室裏，蘇老師並沒有提供甚麼作文功法、修辭秘笈，只是不斷地提醒：要多多替校刊寫稿子，「寫甚麼都可以，就是不要寫作文。」至於我們所關心的比賽，他也只是強調：「參加了就是參加了，得名不得名只是運氣，不必在意。」
我和沈冬運氣不錯，拿了個全市第一。至於為甚麼說「我和沈冬」呢？得名的雖然是我，可是我一直認為，臨場慌急匆忙，忘了檢查座位，很可能我們調換了號次，錯坐彼此的位子。因為我深深相信：自己寫的那篇文章實在是爛到不可能拿任何名次的。然而市府和學校畢竟都頒發了獎勵，我只能把獎品推讓給沈冬，至於注記了我的姓名的獎狀，則收了壓抽屜。從此我對蘇老師那運氣之說深信不疑，若非如此，我還實在無法面對竊取他人名譽這件事。
蘇老師卻從此成為我私心傾慕的偶像。每當我在校園裏、走廊上看他抱著課本踽踽獨行，就會想起他的話：「寫甚麼都可以，就是不要寫作文。」話裏好像有一種很宏大的鼓勵。我的確開始給每月發行的報紙型校刊投稿，每月一篇，一篇稿費十五塊錢；有的時候，一個月甚至可以領到三十塊。每個月都和我一起領稿費的，是另一位女同學，叫黃慶綺。後來她有了很多筆名，有時候叫童大龍、有時候叫李格弟、有時候叫夏宇——是的，就是那位風格獨具而廣受各方讀者敬重的詩人。據我所知，她也沒有代表過任何學校參加作文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