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結果，就是民眾投入｢開發成長｣優先、｢科技專業至上｣的迷思，來彌補與逃避缺乏主體性的焦慮以及恐懼。當然，在恐懼之下，期待投降中國，來換取安心賺錢，也是一種可預見的心理反應。至於在獨裁政體之下，是否真的能安心賺錢，恐怕許多民眾也沒有能力去思考，或不願意去思考。就如同上述參加財富展之民眾，應該也沒多少人冷靜下來思考自己的處境其實是被剝兩層皮。
同樣的模式，也呈現在核能的特性與論述當中。
在美國，為了推廣核電，政府長期以來給與業者種種的補貼、以及責任的免除，1957年的 Price-Anderson法案，規定業者賠償上限:是6000萬美金，國家賠償上限為5億美金，然而當時美國原能會估計一個大型核災造成損失是70億美金。後來美國2007年的修法，將國家賠償核災準備金提高到100億美金 （福島核災損失至少1880億美金，並持續追加中），但國家將擔保電力公司興建核電廠的貸款。
一言以蔽之，即使在美國這種民主市場經濟大國，核電的相關財務風險與核災風險是由國家（全體納稅人）買單，而非金融業者與電力業者自行負責買單。核電業的早期發展也非電力業者遵循市場成本效益機制而選擇核電，而是被政府與核電製造商強迫推銷的結果。
然而當年各國政府與業者推動核電時，無不將之宣傳為富饒與經濟成長的象徵。
在台灣的選舉中或政治爭論中，往往是統獨議題佔據主要位置。但不可因此而誤會說，國家主權議題的爭論是空虛的口號之爭或政客煽動所造成。而是剛好相反，正因為外在國際客觀環境，使台灣無法確定國家主權定位，所導致的國民長期恐懼心理。在如此的長期心理壓力之下，對於那些汲汲營營於歸順中國的民眾，絕不可單純視其為被洗腦、政治狂熱、或被收買，而是他們試圖達成個人同一性的過程 :企圖將外在客觀環境、社會規範、與個人主觀認知三者加以調和。也就是說，他們試圖擺脫恐懼，建立個人的主體性，並將｢主體性｣放大為｢中國主體性｣。買辦型的產官學人物則是利用這樣民眾的普遍恐懼心理，來爭奪選票與利益。以此，至少造成了兩種主要後遺症。
第一個後遺症，就是混淆｢主體性｣的概念，如果我沒有看錯，哈伯瑪斯所謂的透過溝通理性追求的｢互為主體性｣，並不是把一個族群、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視為一個大主體。而是追求在一個理想的公民社會當中，人人有平等溝通社會問題的權利與管道，來進行互相的真誠溝通，取得共識來制定社會規範，來達成外在現實環境、社會規範，與個人主觀認知三者之間的調和。而非官大學問大，也非有錢人跟專家講話比較大聲。如果以這個定義來看，顯然與獨裁中國統一並無法使人獲得真正的主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