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的文學，讀來總有非常強烈的後座力！或許是因為它的題材大多貼近市井小民，格外能夠觸動人心。有別於法國與英國的文學，較偏重於描繪上流社會的貴族生活，俄國文學經常以「綑綁住人民自由」的農奴制度與沙皇的種種殘酷暴行為主題。
1649年俄國法典規定追捕逃亡農民無時間限制，確立了農奴制度。此後，農民世代被束縛於其地主的土地上，失去更換地主與遷徙權，也漸失去部分的人身權，農民被奴役化了。農民終其一生，被土地所綑綁，作為土地的奴隸，不得逃亡，否則會被追捕與處決……這就是農奴的悲慘命運。
俄國的土地貧脊、氣候嚴寒，為了確保糧食供給無虞，沙皇必須進行強烈的社會控制，來讓上層階級能夠持續享受奢華的生活。倒楣的農奴，只能依附著土地，過著辛苦、艱困的日子，永世為奴⋯⋯這種極度的差距底下，極需要一個宣洩的窗口，這道窗口，從普希金開始，被打開了！
十九世紀上半葉，是俄國文學輝煌的時代，普希金（1799-1837年）的誕生，不僅為俄國現代文學語言奠下根基，也將俄國民族文學推向世界文壇。普希金讓俄國的使用語言，變得通俗與容易。這歸功於卡拉姆津所主張的，「俄國白話文運動——寫得像說的那樣，說得像寫的那樣！」俄國的「說人話運動」，於焉展開。
語言，讓俄國的文化記憶，開始產生新一波的翻轉與震盪。站在浪頭上的普希金，用古典的手法，搭配靈巧的文字，字句簡短卻渾身是勁，在字裡行間所綻放的光芒，催促著俄國人，運用文字記錄被漠視的聲音、被遺忘的過去，以及最珍貴的價值。讓俄國這隻冰凍的北極熊，從冬眠中甦醒，躍然歐洲民族文學之林，也讓俄國文學成為經典中的經典。
被流放，一直是俄國文學家們常見的遭遇，這在沙皇極權統治的社會下稀鬆平常。然而，知識分子總是一波又一波地透過文字暗諷、隱喻，批評時政，以推動社會進步與自由化的腳步！普希金因為寫了《自由頌》等詩歌，被放逐至南俄。在被放逐的日子裡，他在《致大海》中寫道：「世界空虛了……喔，海洋，現在你還能把我帶到哪裡？到處，人們的命運都是一樣……」
普希金的哀嘆，聽在台灣新文化先驅者【賴和】的身上，必定有非常強烈的感同身受。賴和（1894年5月28日－1943年1月31日），台灣彰化人。原名賴河。本職是醫生，但是卻在文學領域留下盛名，是台灣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詩人之一。
賴和不但是台灣日治時期重要的作家，同時也是台灣1930年代作家所公認的文壇領袖，曾經催生、主編過《台灣民報》的文藝欄。如果說，醫師需要一把手術刀，為的是救苦扶傷；那麼文字就是一把鋒利的解剖刀，割除社會的弊病與揭露底層的社會現象，激起民眾對於自身處境的關注，進而推動社會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