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興起的本土運動中，街道抗爭是時常被採用的手段，先撇除政治訴求爭議，就算在街頭巷尾的墟市里集，往往也成為市民關注的目光焦點。
不少社區研究的經典著作，早已點明新舊設施混集的社區，才是最誘人的怡人居所，香港作家陳冠中也曾據此而肯定台灣的「可居度」較香港為高。事實上，香港也不乏新舊混集的社區，也同樣面臨被陸客自由行吞噬，以及更新重建後被連根拔起的憂慮恐懼。
以上的歷程其實在日本早有前科，如果把我們的地方墟市里集與日本相較，那就是他們的「商店街」。或許，我們可以借回溯日本商店街的盛衰，從而回頭審視自身所處的墟市發展流向吧！
許多人往往以二元對立的角度區分百貨公司、商場與商店街的對立狀況，且常用由上而下（top down）或由下而上（bottom up）的概念劃分，最終帶出前者乃人為規劃，而後者是傳統形成等等一系列「政治正確」的典型文化研究想像分析。新雅史在《商店街為何滅亡─從社會、政治及經濟史探尋再生之路》（東京光文社，二○一二）中，便言正辭嚴點明商店街的出現，屬進入二十世紀後的人為產物。
自一次大戰後，大量人口由日本農村流入城市，社會秩序不得不作出調整。面對大戰後的經濟不景氣和中小企相繼沒落，由財閥如三井及三菱等支撐的大企業抬頭，透過大規模化的工場吸納新增的勞動生力軍。最初的招募員工制度是所謂的「親方請負制」─簡言之就是以熟練技工為中心，由他們負責從故鄉招募人才，這正是日本所謂「組」的概念由來。但隨著社會的要求逐漸提升，聘請制度也逐步朝直接僱用制邁進，學歷開始受到重視，於是原先憑鄉里連繫延伸出來的城市僱傭關係因而瓦解。
商店街的出現
除了日本企業在大戰後引入直接聘用制，讓來自鄉里的農村子弟因為學歷不高而失去在城市謀生的機會外，加上如教育社會學者苅谷剛彥指出，當時日本剛通過了工場勞動者最低年齡法，使小學畢業生不可以直接進入勞動市場。基於以上就職制度及勞動法則的轉變，於是不少從鄉入城的年輕人便逐漸流入與買賣相關的零售業謀生。
戰後的社會背景是高物價而生活艱難，於是各地均出現由消費者主導的「協同組合」，他們以消費者聯盟的形式與供應商議價，從而壓低物價以應付生活所需。與此同時，開始有公設市場的出現。各地市政府為了確保不會因生活必須品欠缺（曾出現米荒騷動）而產生動盪，東京及大阪等地率先增設公市來平抑物價及支援市民生活。
此外，百貨店也在此時開始湧現，並且經營策略日益向大眾靠攏，出售貨物由奢侈品如衣物及裝飾品等等，轉而擴展至日常的食材乃至雜貨，加上店舖面積大、分店網絡廣、免費送貨及發行優惠的商品券等等，使得小型零售商販的生存飽受威脅。零售商販於是便自發組織起針對百貨店的罷買運動、投石運動和愛鄉運動等等，以抵抗百貨店的入侵，並即時成為各地的新聞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