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從1930年代迄今的黨國體制從來就是法西斯幽靈的延伸，蔣介石既是希特勒的崇拜者，黨國要人更是慨歎希特勒征俄之失，否則反共抗俄早就攻頂。這樣的政權，怎可能透過教育、傳媒來反法西斯，它祇能默許美英的「大屠殺產業」攻佔影視園地。
但以我個人為例，兒時看《勇士們》、《沙漠之鼠》之類的影集，總把德軍描寫成是一群酒囊飯桶，很快地就心生反感，再加上青少年階段的男性容易崇尚軍武，而無論是納粹服裝、圖騰，或是德國國防軍的服裝、配備以及武器，都遠比英美法俄來的醒目，彼時又是二戰結束30周年前後，相關的影視、圖書非常豐富，所以一頭投入希特勒和納粹德國的戰史研究。
藍營煙幕者不知的是，向來在仇日教育下成長的莘莘學子，並不會傾慕日本皇軍，所以關於太平洋戰爭諸史事，我是在晚近十餘年才一一補綴完成；但在「迷人的法西斯」（Susan Sontag語）震懾下，很難不嚮往納粹美學。所以光復中學的納粹扮演既非教改、本土化下的扭曲產物，反倒是黨國體制之必然。
這事件能給予台灣多少啟示？也許教科書會再強化納粹大屠殺之惡，教師在課堂上也會告誡學子們莫在公開場合展示納粹相關圖騰。但這都流於表層，德國本於「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的原旨，逾70年的懺悔、自肅，其心境和執持成王敗寇叢林法則的東方社會是全然迥異。
就因為深信成王敗寇的相對主義，所以有人據此質疑以色列一方面大搞「大屠殺產業」，一方面對巴勒斯坦搞迫害，那憑什麼指責他人搞納粹崇拜！而仇日者則大罵新政府不求日本政府對慰安婦道歉，不譴責日本帝國侵略……非常的理不直氣壯，原因就是不反省！
納粹大屠殺和紐倫堡大審被刻畫成唯一、獨特，就在於理性和野蠻竟然並陳於一個政權、國家，乃至於一個文明內裡，這是「現代性」（modernity）的弔詭，是當代世界的危機所在。不斷強調納粹的絕對至惡（近來台灣流行Hannah Arendt有關「平庸的邪惡」的討論，但在模糊化絕對惡之後，似乎力道就失焦了），才能彰顯道德、正義、責任之必要，普世價值才由此誕生。東方社會就是少了這樣的信念、勇氣與智慧，以致匍匐於天朝相對主義朝殿之下，這正是本國精神耗弱的癥候。
再談到田中實加的例子。統媒膝蓋式反應是，一切都是「李登輝召喚的媚日情結，加上陳水扁鑄造的『愛台灣』本土意識，使得『戀日』和『自戀』兩種心理交互作用。藉由日本作自我投射」；其次，檢討傳媒少了考核作者身分的批判亦不少。而背書者、合作過的藝文界也一一遭到波及，特別是紀錄片《灣生回家》導演黃銘正創痕最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