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也變成炫耀階級地位的一種方式。『我累斃了』是為了表達『我很重要』。這和以前的觀念截然不同，以前認為有休閒才『有身份地位』，現在美國出現這種詭異的逆轉現象，精英卯起來加班，窮人通常一週工時不到四十小時。
戰後：過勞成為炫耀身份的象徵
冷戰展開，再加上中產階級的戰後成長趨緩以及全球競爭加溫，增加了大家的不安及自我懷疑感，美國人開始覺得自己在軍備競賽及太空競賽方面落後蘇聯。這促使大家不斷關注經濟成長，工時縮短變成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思想，工會運動日益受到反共浪潮阻礙。
朱麗葉．蕭爾（Juliet Schor）在《過勞美國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 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裡提到，一九八七年每年的工時比一九六九年多了一百六十三小時。睡眠變成可有可無的東西，沃爾瑪的創辦人山姆．沃頓（Sam Walton）在自傳中描述，他勤奮不懈的工作日程也延伸到週末：「每週六早上我通常清晨兩、三點進公司，檢閱當週的數字。我搶先別人一步開週六早上的會議……而且每週六早上，我和每一家店都會開會。」
金融業的興起又對睡眠造成一大衝擊，花旗銀行一九七八年推出的口號「花旗永不停歇」（The Citi Never Sleeps）一語道盡了該產業對睡眠的看法。二○○八年，花旗又換一套宣傳語，重新推出廣告活動：「機會永不停歇，世界永不停歇……所以我們全天候無休以實現夢想，因此花旗永不停歇。」
也許他們稍做停歇的話，當年稍後就不需要聯邦政府撥出三千億美元以上的紓困金和擔保金了。（如今我們已經知道睡眠對決策的影響，你絕對不想聽到理財顧問吹噓他「全天候無休」。）《華爾街》電影裡，穿著吊帶、頌揚貪婪的葛登．蓋柯（Gordon Gekko）就是這種思維的經典化身。蓋柯是一個混合真實世界的金融大亨及垃圾債券天王的虛擬人物，他告訴我們「金錢永不停歇」。儘管大家普遍認為蓋柯是企業文化中一切錯誤的代表，但全球各地許多高階管理者依然奉守他主張的陳腔濫調。
為公司犧牲奉獻成為楷模
日本「上班族」的興起，就是這種思維的可悲例子，日本白領上班族致力為公司奉獻，往往犧牲了工作以外的生活。每天在公司裡待到主管離開才下班，即使沒事做也走不開，還要娛樂客戶到深夜，隔天黎明又要起床通勤上班。這種堅定不移的忠誠度，是內建在大家長式的企業風格中，如此才能獲得企業文化的認同，並於公司任職數十年後，領到優厚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