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獨自返程回德里的第二天，我凌晨五點剛從達斯（Drass）離開，不到早上七點就因為油料計算錯誤而掛在路邊。杳無人煙的佐吉拉高速公路（Zojila Highway）風景絕美，但在我眼裡看來卻是恐怖絕倫。吸著高山稀薄的空氣，我氣咻咻地將沉重乾涸的車體推回剛剛在路邊轉角瞥過一眼的軍營。接受我求援的是一位中等身高、微顯瘦削的中年軍官。在聽了我的情況後，他不發一語、沉默地領我走過幽暗狹小的軍舍走廊，拿了一塊乾乾癟癟的烤餅給我，烤餅在冷空氣中散發微微的熱氣，烘烤著我的指頭。
軍官先生用他的職權救了我一把：他在軍營門口開了一個檢查哨，攔檢經過的車輛並要求車主分享油料給我。最後有兩位男士同意對我伸出援手－這兩位男士分別佔據了印度社會光譜的兩個極端，令我感到彷若整個社會張開雙臂擁抱我－其中一位是騎著皇家英菲爾德經典500cc重型機車，身材高壯、滿臉鬍鬚的男士，另一邊則是一位騎著疊了一大疊布疋的舊機車的瘦小男士。
在討論一陣後，軍官先生找出了一條透明軟管，由瘦小的男士施展絕活：用雙手將嘴巴與軟管攏緊在油箱口，然後用力一吹，讓油箱內的油從軟管內流到另一位老兄提供的寶特瓶裡，再用寶特瓶將汽油倒入我的油箱。我用一百盧比（約五十元台幣）換得了兩公升的汽油：瘦小的男士搭檔接受了我的金錢作為謝意，大鬍子先生則是用一句「人們在路上總是要互相幫助。」拒絕了我。
隔一天，在斯里納加留宿的我，因為車禍的傷疼痛不已而向旅社對面的藥房老闆求助。老闆是一位穿著白色小帽配淺灰藍罩衫的穆斯林；在處理我手腕的傷口前，他先試著拯救我的靈魂：在得知我沒有宗教信仰後，他不停口地說服我信奉伊斯蘭教。我趁著他去午後禮拜的時候連滾帶爬地逃回旅社房間。我從來沒有依約寄電子郵件給老闆，但那本封面上寫著電子郵件地址，由老闆慎之重之遞給我的可蘭經，至今仍擺在我的衣櫃上頭。
我隔一天又被穆斯林救了一次。因為誤判形勢，在進入賈莫市區時已是深夜，因為上一個轉彎差點因位照明不足撞上山壁而驚魂未定的我，正在塔禕橋（Tawi Bridge）上休息。一批路過的年輕男女主動趨前關心我；在得知我的當天從斯里納加抵達德里計畫後，他們直接了當地告訴我不可能，並且力邀我至他們的住所歇息一晚，明早再上路。我當下已經累到無法思考，覺得就算他們要擄人勒贖也沒差了。
後來透過聊天得知他們是一群從斯里納加來賈莫大學（Jammu University）修習牙醫的克什米爾男生。十幾號人合住在一間平房裡，無須什麼擺設，打著地舖就稱之為家了。我在半夢半醒之間和他們聊了伊斯蘭教義、克什米爾夾在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處境、以及克什米爾年輕人在印度政權統治下的欺壓與機會，他們還貼心地放了一部中文電影（一部他們不知道從哪裡找來的港片《赤裸特工》，與陌生年輕男子靠在床上看著Maggie Q的艷舞真是怪尷尬的）。隔天早上睜眼才發現人去樓空，只剩下一位年輕人靜候著我起床。他告訴我因為接下來是長假，其他人一早就啟程返回斯里納加了。後來回想，那位年輕人應該是為了照應我而放棄一天假期特別留下的。受這些不相識之人照顧若斯，因為頭腦渾沌，我竟未能留下一張合照或任何聯繫方式，至今仍感扼腕。離開賈莫之後是往德里的六百公里高速公路，一路無事，於十五小時後抵達德里。
台灣人有個總是畫地自限的奇怪習慣；在生活中或網路上大放厥詞說印度是個危險國家，一再說服身旁的人不要去印度的人，通常都是沒有去過印度或對印度不了解的人。真正體驗過印度的人通常會對「要不要去印度」這個問題抿出一道複雜的微笑，而非給出定性的「是」或「否」。
不，印度不是一個安全的國家，你不能期待雙手拿著兩簍現金在深夜的街頭漫步而不會碰上麻煩：就像歐洲有扒手，美國槍枝氾濫一樣，印度也是壞事頻傳。「危險」是很難量化比較的，巴黎、紐約與德里各自有自己的治安問題，但後者卻背負了不成比例的罵名。
我至今在印度遇到的人都是善良的，我個人認為，印度人的「壞」在於盧、拐、騙，大多止於一雙掀動的嘴皮子的這種小奸小惡。畢竟，若印度真的是個充滿惡意的國度，那該是要多低的機率，才會我讓我在13天中連續遇到那麼多善意與幫助呢？
作者介紹｜吳秉霖
1991年生，在印度工作生活，期許自己凡事要追本溯源、務求真實的台灣人。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印度想想】印度很危險？我在印度遇到的善良人們）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