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從國中進入青春期後，我開始遺忘如何欣賞純粹的快樂，思考模式變得相當悲觀，任何事情都會想到糟糕的層面，接著鑽牛角尖轉不出來。
雖然從過往日記回顧，大概從國三就開始出現輕鬱的症狀，但確診為憂鬱症並開始接受治療，是在高二那一年。治療的方式很簡陋，每周一天到學校輔導室找輔導老師晤談，有時候學校會找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精神科醫師幫我做治療（其實也是晤談，就是比較專業的聊天），假日再去身心科診所做追蹤，醫生會簡單問診，大約五分鐘左右（因為病人很多，無法跟我聊太久），接著開一些助眠劑、抗焦慮劑跟血清素給我吃。憂鬱症患者大腦的血清素分泌不足，因此會以藥劑的方式補充。不過這些藥物會讓我食欲缺缺，因此要強迫自己吃東西（因為諮商蠻貴的，一小時要一、兩千元，健保又沒有補助；看精神科有健保，因此家裡只能負擔精神科的治療費用，而諮商就使用學校資源。）
「既然妳一直這麼悲觀，那是什麼契機讓妳意識到自己可能生病了，開始求助專業治療？」或許有人會這麼問。
說起來有點諷刺，當時年紀小，並不了解憂鬱症是什麼，更別說身心科、精神科、心理諮商、精神科醫師、心理師這些事情，我一點概念也沒有。便以「先天性低血壓」及「貧血」解釋自己嗜睡、記憶力變差等症狀，以「壓力大」、「睡眠不足」解釋情緒低落與疲憊感。由於我是學校中醫護小天使的成員（類似急救隊的學生組織），平時會在保健中心值勤，有一次整理櫃子時，意外看到一疊由董氏基金會發行的「憂鬱情緒自我檢測量表」，便拿了一張來寫。
寫完後發現不得了，每個題目我都點頭如搗蒜，真是講到心坎裡，當然憂鬱指數也到達最高危險等級。於是我回家拜託母親帶我去看精神科，告訴她我可能有憂鬱症，需要治療。父母那一輩對精神疾患有很嚴重的偏見，記得他們曾嫌惡地說：「蔡雅蘭（化名）有憂鬱症，好可憐，怎麼會得這種病。」當我告訴她想要求診時，她只說：「妳想太多了，怎麼可能得那種病？」
之後我仍舊不斷告訴她，我真的很痛苦，拜託帶我去看醫生，我很不快樂。母親卻說：「妳不要一直往負面想就好了嘛，快樂一點啊！」
不會有人跟自體免疫疾病的患者說：「你的細胞不要去攻擊自己健康的細胞嘛，健康一點啊！」
為什麼要叫憂鬱症患者「自己快樂一點？」我們會憂鬱，就是因為喪失情緒調節的能力啊！
母親那邊講不通之後，我轉而向護士阿姨求助，她幫我轉介輔導中心，開始晤談。後來母親才勉強同意帶我去看醫生。事實上，這些年來，我也不斷地閱讀書籍來了解憂鬱症，以便理解自己的處境，並且整理出一套合理的說詞對父母解釋我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