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姨伊瑪享有終身免費飛行的特權。在蘇聯有許多號稱保障人權的名目，但這些名目全都列在《憲法》之外。比如，有條規定是人人享有永遠留在自己出生地的權利，在莫斯科出生的人可以在莫斯科生活，但出生在烏克蘭的話，就不得任意搬到莫斯科。若是即將臨盆的婦人，在搭乘火車的途中分娩，那麼這個新生兒，就可享有終身免費搭火車的權利。
我有一位阿姨就是那萬中選一的幸運兒。她出生於TU-154 ──一架從莫斯科飛往烏克蘭頓內次克（Donezk）的班機。阿姨的母親，也就是我祖母的姊妹在頓內次克當地的一間報社《礦工真理報》工作，除了記者身分外，姨婆也是一名對共產黨堅信不疑的黨員，但我和她幾乎不認識，或許是因為姨婆跟我爸的政治立場不和。她從來就沒來莫斯科找過我們，因為我爸不信奉共產主義，而且只要有人試圖和他談這類的話題，他就會有點激動。但為了爭取更多升遷機會，他屢次嘗試加入共產黨，可是每次都被拒於門外，因為他們認定他入黨的原因，不是因為認同共產主義的理念，而是謀求工作上的發展。
這種理由每次都讓我爸很生氣，偏偏他們說的又是事實。就像前面提到的，我爸不相信黨內成員提出的任何想法，但讓他生氣的地方在於，這些人自己也是圖謀組織內部的利益才加入的，卻一直揭穿我爸。我姨婆是一名冷酷且堅定的共產黨員，沒人會懷疑她對黨的忠誠。只要是慶祝社會主義的紀念日，家裡都會收到她從烏克蘭寄來的明信片。她的字跡雖美，但字裡行間看不出一絲溫暖，沒有親人間的親暱問候，很像國家元首站在講臺上喊話。姨婆不祝人生日快樂，也不寄新年賀卡，但每年的革命週年紀念日、列寧生日和無產階級團結日，我們都會收到她捎來的訊息。
「我親愛的同志與戰友們，」她以非常認真的「筆吻」寫道：「在春天這段最好的日子裡（有時候會換成秋天），我從礦工城市頓內次克，為你們帶來共產主義的問候。所有進步民眾都屏住呼吸，注視我們採礦及煉鋼的勝利。此時，我們的敵人──巨大的世界資產階級──正不斷丟失自己的顏面。未來將屬於工人、屬於我們。」
每次她在明信片中如此慷慨激昂，都讓我笑個半死，而我父親則是讀到臉色發青。有那麼一瞬間，他看起來就像姨婆幻想中的資產階級人士。
在與資產階級對抗的過程中，她一直處於單身未婚的狀態。不過她有許多密友。她經常被報社派去參加黨代表大會或黨內會議，並總是會與其他共和國的記者交流。在某次黨代表大會後，她懷孕了，但她不想暫停報社的工作，於是繼續上班，並且若無其事的挺著九個月大的肚子，隨著一名工會代表團飛往莫斯科。在回程的班機上，她開始陣痛，當飛機降落時，伊瑪（Ilma）阿姨也來到這個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