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也是凡人，就是太凡人了，所以欲望和數據互相衝突時，證據有時會輸給情緒。—布萊恩．基廷（Brian Keating），宇宙學家，摘自他的著作《失去諾貝爾獎》（Losing the Nobel Prize）
1989年夏天，艾爾文．伯利坎普接下大獎章基金的韁繩，當時投資業正如火如荼的發展。在這個小說《燈紅酒綠》（Bright Lights, Big City）和瑪丹娜歌曲〈拜金女孩〉（Material Girl）描繪的貪婪放縱年代，10年前只占全美獲利10%左右的金融公司，如今正往雙倍成長的路上飛奔而去。
交易員、銀行家、投資人止不住對金融消息（即資訊優勢）的饑渴（一般大眾無法取得這些消息），助長華爾街的獲利，企業併購、盈餘、新產品等內線消息成為雷根年代後期的通行貨幣。1983到1987年，垃圾債券大王麥可．米爾肯（Michael Milken）遭到內線交易調查而鋃鐺入獄之前，已經有超過10億美元進了口袋；其他人也起而效尤，包括投資銀行家馬汀．席格（Martin Siegel）和交易員伊凡．博斯基（Ivan Boesky），他們不只交換企業併購消息，也交換裝滿一疊疊百元鈔票的公事包；1989年，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的主角葛登．蓋可（Gordon Gekko）展現出這一行野心勃勃、狂妄自負、巧取豪奪不正當優勢的從業人員。
在那個睪丸激素橫流的年代，伯利坎普顯得很異常。對這位學者來說，重大傳言或最新內線沒什麼用處，他對各家企業如何賺取利潤也幾乎一無所知，更沒興趣知道。
即將過49歲生日的他，身材也跟那些擅長搜刮華爾街戰利品的高手大相逕庭。
他重視體適能，擁抱一連串極端且不安全的飲食，喜歡耗體力的騎腳踏車，體重甚至一度減輕過多，消瘦模樣嚇壞同事。頂上稀疏、戴著眼鏡、蓄著灰白參雜整齊鬍鬚的他，很少打領帶，胸前口袋有多達五支各色BIC原子筆。
即使站在一群在商場各角落都頗有知名度的電腦怪傑當中，伯利坎普還是很顯眼。1989年他到加州卡梅爾（Carmel）參加一場會議，去研究機器如何做出更好的預測模型，他若有所思的樣子很難不被注意到。
「艾爾文有點衣衫不整，襯衫下襬沒塞進去，還皺皺的，沉思的時候眼睛會轉啊轉，」朗頓．惠勒（Langdon Wheeler）說道，他就是在那場會議認識伯利坎普並結為朋友的。「但是，他太聰明了，我會自動無視他的怪癖，一心只想跟他學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