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東日本大地震發生不久，還在救災之際，就有許多專家著文提出警告：重建開始前，一定要考慮到孤立的問題，震災前的人際關係一定要保留著，同地區的人也要安排在一起。阪神地震的經驗讓很多人瞭解，重建與遷移衍伸的社會問題將會是第二次災難。
就像阪神災後十年，社會以為重建完成，而災民也都遷入公營住宅，一切都像上了軌道，神戶地區仍然有高比例的孤獨死案例。同年一月《朝日新聞》的調查指出：神戶復興住宅中居住的長者中，有四成在該區沒有朋友，有三成表示至今只要地震就會感到不安，「迎接高齡化社會的現在，以年長者為核心的社群仍十分缺乏」。
造成孤立的原因和災後重建政策有關。日本政府採取的異地安置政策，將部分災民從神戶市分配到兵庫郊區；重建區的經濟資格審查，促使有經濟能力的年輕人逐漸搬離，或因不符補助資格為由不允續約……，在在讓復興住宅區走向高齡化、獨居化、孤立化，進而加劇、集約復興住宅中孤獨死的現實。
重建所造成的惡性發展，昭然若揭：災難摧毀了十年、百年以來建立的鄰里關係，一群不認識、不熟悉、失去財產與親人的災民，被迫圈進毫無隱私的收容所內，再遷到組合屋，重新與他人建立連結與關係；一段時日，勉強在創傷中破了冰，有了感情，又分散到其他的永久屋去，再重新適應……。孤獨死的發生，便容易理解。
然而，即使累積許多經驗教訓，三一一災後兩年，統計數字仍顯示受災三縣孤獨死和家庭暴力案例劇烈增加：災區需要緊急介護的高齡者多達三萬，比二○一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六；孤獨死案例超過五十四件，且四、五十歲的中年案數增加。就在我重訪東北的這一年，案例數甚至翻倍，超過一百二十一件，過半超過六十五歲，男性占七成之多。日本媒體因而指出，孤獨死雖是日本普遍現象，但重建區內的孤獨死卻反應另一個問題：「災後身心創傷外，倖存者亦須面臨新環境的適應以及社會壓力的挑戰，這些負面因素都是孤獨死在重建階段比例升高的原因。」
環境變化固然是高齡者死亡率攀高主因，但組合屋也是個聚集各種不同人群的「病舍」──在這種生活範圍僅有三公尺的空間，因核災或震災失去工作的災民，每日只能在家自嘆自嘲，如果本就罹患慢性病，身體惡化速度就會增快──從生理與心裡上看，組合屋都不利於健康。
即使能熬過組合屋生活，災民還得應付各種煩惱：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組合屋的人際關係又斷了怎麼辦？公營住宅的租金付不出來，能不能繼續住在組合屋等等……。災後自殺率的高峰，大多出現在避難所到組合屋，或是離開組合屋的兩個時期，被留下來的那方災民孤立感加深，容易絕望。因此，當人們以為重建完成、生活步入穩定期，災難就能結束，但證據卻完全否定這樣的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