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蔗採收之後，送進糖廠輾製成砂糖，日本財團再將砂糖出口到內地，製作成各式的民生產品。例如有名的明治、森永及固力果等等百年企業，當時就是用這些便宜的砂糖，生產巧克力等甜點，才逐步起家的。
所以，日本總督府結合財團，在台灣中南部興建新式的製糖工廠，淘汰掉過去用牛來製糖的舊式糖廍。而在彰化地區，財團也沿著舊濁水溪在二林、溪湖及溪州等地，蓋起了大型的製糖工廠。1909年，林本源公司在溪州創辦「林本源製糖會社」，總公司蓋在今天溪州森林公園的地方，「原料採集區」範圍一直到延伸到下游的二林地區。
什麼是「原料採集區」呢？就是總督府規定，這個區域裡面的農民，只能將採收後的甘蔗賣給區域內的糖廠，簡單說就是劃定糖廠的壟斷收購區。一旦農民被迫交貨給特定糖廠，無法轉賣也無法比價，就只能任由會社宰割了。
當時製糖會社壓榨農民的方式，非常兇狠。除了強制徵收土地之外，還會在作物秤重上偷斤減兩，甚至是任意修改收購價格，導致蔗農苦不堪言。如果有想要轉作蓬萊米的農民，總督府還會設法用限水、限電（限制抽水馬達）等措施，防止農民改種稻米。總之時候種植甘蔗的農民是十分痛苦的，台灣早期有一句話說：「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就是用來表達這種憤怒又無奈的心情。
描述當時氣氛的文學作品，可以看楊逵的〈送報伕〉及賴和的〈豐作〉這兩篇小說。把當時台灣人被體制壓榨的情境描述得非常生動。
當時，同為台灣人投資的林本源製糖會社，不但對地方農民沒有憐憫之情，收購價更比相鄰的明治製糖會社更低。當地接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例如李應章（醫生）、劉崧甫（地方仕紳）等人，接受了許多現代思想，開始參與台灣文化協會，並且在各地舉辦演講會，希望能啟蒙本地的鄉親，鼓勵他們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權益。
自1923年開始，李應章、詹益侯及劉崧甫等幾名仕紳，開始在二林地區進行演講，宣傳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等理念。李應章還自行填詞，教導不識字的農民用七字調唱〈甘蔗歌〉：
種作甘蔗無快活，
風颱大水驚到大。
燒沙炎日也著行，
一點蔗汁一點汗。
（第一段節錄）
兩年後，1925年，農民跟這些知識份子聚集在二林信仰中心「仁和宮」前，商討並創立了台灣第一個現代性農民組織「二林蔗農組合」。
成立之後，蔗農組合的成員們，一起集結在溪州的林本源會社總公司陳情，他們提出了幾點訴求，包括「收購價格公開透明、過磅的時候應該要有農民代表監督」等等。以現在的眼光，這些都是很基本的條件，但會社竟然不願回應，讓組合成員吃了閉門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