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者差異極小，像是「七月初」改成「七月開始」，「老板娘」改成「老闆娘」，「一隻」改成「一個」、「房金」改為「房錢」。其他重要的句子主幹都沒動，甚至於像「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這種不自然的句子都一字未改，可見遠景版實為汪炳焜版無可置疑。那為什麼陳逸會有這樣的誤會呢？這要從這個譯本在台灣的流傳歷史談起。
1936年汪炳焜譯本由上海的啟明書局出版。上海啟明書局的老闆沈志明是世界書局老闆沈知方之子，在戰後沈志明夫婦來台開設台灣啟明書局，由沈志明妻子應文嬋擔任發行人，落腳重慶南路。台灣啟明在1949年以前就帶了大批上海啟明版本的書過來販售，沒想到1949以後兩岸隔絕，回不去了，更糟的是國民黨頒布戒嚴法，宣布「附匪」及「陷匪」作家、譯者的作品通通不能賣。那豈不是等於無書可賣？所以啟明想出了一個巧妙的對策，就是把所以譯者都改署名「啟明書局編譯所」，就這樣出了數百種署名「啟明書局編譯所」的書。啟明書局並不用假名，開始時也規規矩矩只出自己上海啟明的書。但後來1959年沈志明夫婦以出版匪書被捕，以叛亂罪起訴，還好他們夫婦是胡適的學生，時任中研院院長的胡適找美國施壓營救，兩人獲釋之後逃往美國，終老於斯。所以啟明在1950年代是譯印大陸舊譯的大本營，1960之後成為全台大小出版商的免費底本來源，盜印者眾，但老闆都跑了，自己也心虛，不能告別人抄襲（萬一又被人告密說在印匪書），所以成為大宗種子書來源。這本《罪與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台灣的主流譯本。以下是按年代排列已知版本：
1960年 「啟明編譯所」譯。台北：台灣啟明書局
1968年 「甲兵」譯。台中：一善書店
1968年 未署名。台北：江南。
1974年 未署名。台北：學海。
1975年 未署名。台北：青山。
1977年 未署名。台北：遠行。
1979年 「遠景編輯部」。台北：遠景。
1980年 未署名。台北：喜美。
1981年 未署名。台北：名家。
1986年 「書華編輯部」譯。台北：書華
1986年 「耿濟之」譯。台北：遠景（八版）
1999年 「耿濟之」譯。台北：錦繡
根據陳逸的〈出版緣起〉，他在國圖看到了四個版本，分別是江南、學海、遠行三個沒有署名的版本，以及遠景署名「耿濟之」的第八版。因為這四個版本全同，又只有最後一個版本有署名，所以他就誤以為所有版本都是「耿濟之」的。其實遠景自己就是翻印大陸舊譯的大本營（遠行的發行就是遠景，書華和錦繡也都和遠景同屬一脈），江南、學海這幾家出版社也都是翻印舊譯常客，只能說國家圖書館的館員熱情有餘（陳逸有特別感謝國圖館員的熱情協助），專業不足，否則應該要警告陳逸這幾家出版社都有出版資料不實的前科，應該要更謹慎查證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