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怎麼也想不到的是，《罪與罰》在他去世六十五年後的今天奇蹟般地出現在台灣...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台灣國家圖書館館藏)清單上竟然清清楚楚，赫然列出了耿濟之譯的《罪與罰》!」
2009年，耿濟之的外孫陳逸，聽說外公失傳的《罪與罰》在台灣出現，特地從美國飛來台灣見證奇蹟。並在2012年，由遠景出版祖孫合譯新版，扉頁上印著：「獻給敬愛的外公 濟之先生」，署名「耿濟之原譯，陳逸重譯」。看似一段佳話，可惜不是真的。陳逸手上那本署名「耿濟之」的譯本，其實是上海啟明「汪炳坤」的版本。耿濟之在天之靈，恐怕不是陳逸所想像的「悲喜交集」，而是「啼笑皆非」吧！更尷尬的是，序還是鄭振鐸的孫子鄭源所寫，真是兩個「憨孫」。
耿濟之(1899-1947)，上海人，民初名譯者，北京俄文專修館出身，從俄文翻譯了許多重要作品，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四本作品：《死屋手記》、《少年》、《兄弟們》（後來書名改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白癡》。根據耿濟之的女兒耿靜芬的說法，《罪與罰》也譯了，可惜手稿送進商務印書館排印時，被日軍炸毀了。據說耿濟之為此常感落寞，但這麼大部頭的書，要重譯談何容易。當年手稿只有一份，又沒有影印店，丟了就丟了，戰亂期間的譯者不少人有類似的經驗。戰後來台的德文譯者周學普，曾在歌德《愛力》的序中說，自己其實早就翻譯過一次，1947年把手稿寄給杭州友人準備出版，誰知兩岸隔絕，稿子拿不回來，只好硬著頭皮重譯一次。
既然稿子炸掉了，為何台灣會有「耿濟之」的《罪與罰》呢？其實很簡單：這不是耿濟之譯的，是戒嚴期間台灣翻譯社常見的張冠李戴手法。現在電子資源方便，只要比較一下就知道譯本是誰的了：
遠景所謂「耿濟之」版是這樣開頭的：
七月初的一個酷熱的晚上，一個住在Ｓ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著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闆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著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個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闆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著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為的是他欠老闆娘的房錢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而1936年汪炳焜版是這樣開頭的：
是在七月開始的一個酷熱的晚上，有一個住在Ｓ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著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板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著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隻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板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著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為的他欠老板娘的房金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