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路上，社運途中，我們互相攙扶，卻保持距離，始終不熟。在他晚年，我們卻成為鄰人，但我們一年也就只互訪幾次。他逐漸淡出社運，每天揮汗如雨，鐮刀鋤頭，種樹紗帽山下。
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雖然我回國之後，因為涉入社運，所以和他相見的機會變多了。
2004年，當我以台灣人權促進會（台權會）新進執委的身分，居然莫名其妙變成台權會會長的時候，並不如前會長憂心的，因為「年幼識淺而手忙腳亂」。比起那些「遲發性學運症候群」賢達，高中就是黑名單的我，才沒有什麼「後進晚輩」的心虛感（當然也沒有什麼虛心感）。
人權路上最捧場的金主
不過這個心情，當時只跟同為執行委員的葉博文先生講過。台權會元老的他，當下便說：「那麼財務方面就交給我，你放心去戰。」他果然沒有食言，三年會長任期，最捧場的金主，就是他所創的建成扶輪社。
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老實說，對於台權會受到一個扶輪社如此大力的贊助頗感苦惱。
我向來與獅子會、青商會、扶輪社等台灣民間結社無緣，也從不想結緣。如今卻無端受了大恩，心裡很矛盾。雖說純粹公益，其實亦含私恩。更尷尬的是，後來建成扶輪社成立十周年紀念，我還被鄭福田社長指名代表台權會「為文祝賀」。如要細說分明，豈非都是葉博文「害的」？
左思右想，靈光一閃。反正「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何不繼續「裝不熟」？裝不熟我最會了。於是寫了一篇〈如果台灣沒有建成扶輪社〉，交差了事。
這篇祝賀文，可謂我與葉博文先生「不熟友情」的象徵。首先我自承：
原本集會與結社，是市民社會與公共圈的基礎……。然而在戒嚴時期兩蔣專制體制之下，所有的集會與結社，幾乎都被美學水準比納粹還低的國民黨給庸俗化了。對年少時候的我而言，不批判不抵抗的結社，逢迎權貴脅肩諂笑的有錢人組織，其實也蠻搞笑的……。就解嚴之前的一個學運份子而言，加入工會比加入扶輪社光彩多了。
淡出社運，種樹紗帽山下
其次話鋒一轉，談到在京都認識了「扶輪社友」葉博文（與許章賢2位）：
他們……涉入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甚深，又不像許多台灣常見的，動不動砸錢買半版報紙發表國是感言的，政治幼稚病的少爺、大爺與老爺。他們辦慈善活動，但是並沒有施恩者的傲慢；他們支持文化活動，但顯然對於與汪道涵、辜振甫合票一齣貴妃醉酒了無興趣；他們投入民主運動，卻不希罕政客酬庸的一官半職；他們居然支持人權運動，且從未把人權運動看成政治奪權的附庸。但是真正讓我瞠目結舌無言以對的是，他們居然是扶輪社的成員，而且居然是「只講台灣話」的那一個扶輪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