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服務輔導方面，則把學校招生與經營壓力完全轉嫁教師身上，招生成為評鑑教師的關鍵指標，而協助學校監考、辦理志工服務專案、各式問卷填答率與回收率、全班借書率都是加減分數的參考，甚至學生退學與否，個人捐款給學校，都計入服務績效。
研究方面，除了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與論文發表之外，到海外交流、與廠商簽訂合作意向書，以及到公民機構進行研習，都列入評分項目。研究標準更因應校方要求而浮動調整，透過評鑑警示制度督促不及格教師每年寫研究改進報告，逼迫教師自掏腰包做假產學案。
評鑑不過的教師，學校可以逕行停聘、解聘、不續聘，大專教師完全失去專業自主權，製造出校園中的新白色恐怖。
化解制度創造的惡
教師法修惡反映了當前臺灣教育的困境，是教育行政與立法機關溝通不良製造出來的社會對立，也是教師勞動權無法保障的結果。因此，比教審會的教師比例更重要的修法工作包含：
一、建立同工同酬的環境，強化教師勞動權的保障：教師法立法精神原在保障教師工作與生活，提昇教師專業地位，但是對象卻僅限於學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師，讓越來越多的專案、約聘、實習教師陷入永不得翻身的勞動困境。受雇機會以及勞動條件平等是基本原則，教師不應該依種族、性別、年齡、出身、學歷以及裙帶關係之有無而有差別待遇，更應杜絕學校管理階層對專任職缺改為非典雇用的惡習，才能養成教師對於教育職涯的承諾。
二、建立教師專業支持系統取代評鑑制度：目前教師評鑑制度在大專校院已經成為管理階層壓迫教師的工具，建議應以教師專業支持系統來取代既有的評鑑制度，包含教師的專業進修、教育法規以及學術倫理的精進。
三、健全教師會，建立不適任教師處理的配套救濟管道：健全的教師會組織成為改變校園威權治理的關鍵，不適任教師如果沒有合理的處理機制，會傷害社會對於教師的信任，避免師師相護的作法是教師團體發揮自律精神，排除害群之馬的教師，配套措施則在於建立合理的救濟管道，同時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四、試行校園律師制：有鑑於校園環境紛爭不斷，2007年日本東京港區教育委員會開始引入校園律師制度，協助處理校園內的師生以及勞資糾紛，經過十年的努力，2018年文部科學省正式編列預算協助校園建立律師制度。臺灣或許可以導入實驗性的校園律師制，協助校園強化法制教育。
五、家長團體的自省與學習：教育不是教師單方的責任，家長除了要承擔家庭教育的責任，也要學習尊重教育專業，才能發揮身教的作用。
問題學生源於問題家庭，問題老師來自問題校園。教師法修惡正在毀滅我們下世代的學習環境，唯有教師與家長兩造共同建立教育的善念，才能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提昇教學品質。
＊作者為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