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透過立法來落實其政策，則意在踐履民主社會應有之理性作為，而將各種與器官捐贈相關之主客觀量化與質性分析結果，透過代議政治，設計出一套能連結利他主義與維繫人民生存需求之捐贈措施，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全體英國公民行使自決權之集體（collective）表現。
然則，倫理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一，仍應在於不可藉由任何公益或社會價值，來強迫個人犧牲其利益或放棄自決權。故此，在法制化的過程中，政府便必須同時承擔強化專業護理師之培訓，以及建立完善諮詢體系，並協助不能理解新制者登出（op-out）的義務。
綜上，英國人民在面對新的倫理挑戰時，顯然先以科學的方法來彰顯正義之價值，再以民主之過程來建立反映英國人民展示利他主義之集體自決，繼之以完善的體制來體現生命倫理的精髓－維護個別英國公民保有理性自決（conscious autonomy）、退出擬制同意制度所賴的理解（understanding）。準此，自法律觀點來看，在理論上，未來遇有死亡者未登出，其家屬仍拒絕捐贈時，法律適用上的攻防，仍將回到個別公民前述理性自決權是否獲得保護與實現，而在生命倫理地探討上，則將會是倫理諮詢的適足性問題。
是以在立法通過後，有議員Jackie Doyle-Price表示：「依據新法，是否成為器捐者仍有賴您的選擇（choice）—器官捐贈仍將是一種無價的禮物。」是的，選擇還在，但自決的主動性被限縮了，不過面對新興科技帶給人類日益增加的選擇，器官的再利用，只是其中一個歷時較為長久的範例。
回顧人類的發展過程，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興起，標誌出了人類近代文明的興起，但其權利與義務相生的本質，卻在近代的我們享用文明果實的今天被忽視了，大多數的人很吝於去付出一些權益來分擔社會公益、承擔對於下一世代應盡的義務。英國生命倫理大師John Harris嘗指出，從事乃至參與科學研究應是我輩的道德義務（moral obligation）[2]，而近年來，更有科學公民（ Scientific Citizenship）概念的提出；在英國學者Beverley Gibbs所提出的幾種科學公民之型態中，所謂知識型公民（Epistemic Citizen）的主動與奉獻意識，或許正是促生此次修法的關鍵因素，這讓英國社會能在享受科技利益之同時，也願意限縮個人的利益以回饋社會，更用以嘉惠下一世代來落實跨世代的正義。
在台灣，器官捐贈一直停留在志工感嘆「推動無成」的困境，在一個2017年的報導中，登錄等候移植者高達了8763人，其中肝腎7807人、心肺200多人、胰臟105人，但在105-107這3年，平均每年受益人數都在100人以下，文化因素一直被認為是重點，然則看到慈濟人願意捐贈大體的善舉，以及日亦增多的眼角膜、骨髓、皮膚等捐贈，我們卻可以感到，在台灣社會中，像英國這樣的知識型科學公民也正在增加中。故此，是否現在也是我們認真思考調整器官捐贈法律的時候了。
[1] Black's Law Dictionary （9th ed.）
[2] J Harris, Scientific Research is a Moral Duty,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31 （4）: 242-248 （2005）
＊作者為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