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原來由美國等西方國家倡導、甚至強迫式的塞給開發中國家、強調自由化的華盛頓共識，被新的「北京共識」替代，即使未被替代，至少是出現一個強而有力的競爭者了；而林毅力夫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林毅夫被認為是中國第一位「海歸」經濟學家，在還是滿目「馬列經濟學」的中國，他帶回引進諸多西方經濟學術資料與觀念，算是為中國的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基礎。之後創立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被視為政府決策的主要經濟智庫，擔任首任中心主任的林毅夫，更被視為朱鎔基的智囊。如果中國的追趕是另一個失敗案例也罷，偏偏中國是一個成功案例，這讓林毅夫的論文在國際上被引用次數，曾長期排名全球經濟學家第200名左右，在華人經濟學家中排前兩名。他的研究、成長可說伴隨中國經濟的起飛而更受國際重視，林毅夫就形容大陸經濟學者現在是「近水樓台先得月」，隨著大陸經濟在世界的比重不斷增升，解釋大陸經濟現象的經濟論文，愈來愈受到國際重視。
出任世銀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改變發展理論
這也讓林毅夫有機會在2008年出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兼副行長，當回憶這段經歷時，林毅夫是感觸良多，他說在世銀手下有上千個經濟學家，他也到許多開發中國家看過，發現各國菁英其實都非常有心要把國家帶向進步與繁榮，但全球近200個國家中，能由低收入發展為高收入的經濟體，只有台灣、韓國兩個。再如一份研究統計1960年代的一百多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只有14個最後能進入高收入，其中9個是歐洲與產油國，另外5個就是日本與4小龍。開發中國家難以擠身高所得國家的原因，他認為就是西方專家時常「誤讀」這些國家，拿著外國理論硬套卻不問是否適用。
挾著大陸成功的案例，林毅夫到世銀後確實帶來改變，也為他津津樂道：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到2011年終於改變，承認資本帳需要管理，迴異過去碰到金融危機，總要求危機國金融開放而惡化情勢的立場；向來不談產業政策的世銀，也在他到任後才接受落後國家需要產業政策求發展的看法。雖然在自由派的芝加哥大學拿博士，但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重要與必要，是一以貫之，而從日本到四小龍再到中國的成功發展案例，也印證了產業政策帶來可能性。
不過，過份強調政策角色、甚至潛藏著威權政府影子的「北京共識」，也可能帶來其它問題：政治上更威權、社會上剝削更烈、經濟上一步錯可能全盤皆錯。但除非出現新型態的成功案例，否則「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仍會是開發中國家追求發展最重要的「指導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