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詩人黃仲則詩雲：「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莫因詩卷愁成讖，春鳥秋蟲自作聲。」在「皇帝最大」的時代，在一首詩歌就可能惹來誅九族的恐懼之下，詩人仍然堅持「春鳥秋蟲自作聲」的思想自由和表達自由，最後貧困潦倒、鬱鬱而終。而在「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時代，尤其是被中共自己的官方檔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時期，知識分子再次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和摧殘，大部分「自作聲」的「春鳥秋蟲」都是並不知名的青年思考者。
遺憾的是，那些最彌足珍貴的青年思想者，大都成了歷史上的失蹤者。「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這個概念，是由歷史學家朱學勤提出來的。朱學勤認為：「與歷史學的其它部類一樣，思想史從來是也只能是文字記載的歷史。它歷來勢利，只認變成鉛字的文字。它又聾又啞，聽不見也看不見曠野裡的呼喚。所謂思想史的長河，只不過是一條狹長的小溪。在這條小溪的兩邊，是望不見盡頭的無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蹤，迷失在思想史這一邊或者那一邊的黑暗裡，不會引起思想史長河的一聲歎息。它連一個漣漪都不會泛起，不動聲色地、熟視無睹地繼續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規模、小規模、集體性、個人性的失蹤事件，幾乎每一代都發生過，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那麽，有沒有人致力於追尋和發掘「被失蹤」的思想者呢？
學者印紅標就是一名在知識考古學層面上「竭澤而漁」的「漁夫」。我在北大求學時，聽說過他的大名，卻無緣聽他授課。離開北大多年之後，我才讀到印紅標的著作《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這本書考察了文革期間中國青年的社會政治思潮，在絕大多數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的民眾之外，中國的民間社會星星點點地存在著對毛澤東及中共極權體制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和否定。有些思想者是「一個人的戰鬥」，力挽狂瀾，九死不悔；有些則以「思想村落」的形態存在，相濡以沫，肝膽相照。他們通常命運多舛，遭遇出賣、告密、監禁和酷刑，但他們的思想成果開啟了中國公民在文革以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爭取民主和法治的先河，胡平、陳子明、劉曉波等文革之後思想界的反抗者無不受其啓蒙和滋養。
爲那些被「暗殺」的思想者樹碑立傳
清末詩人龔自珍曾經憤怒地譴責專制制度對人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的扼殺，並呼籲説：「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絕對想像不到，一百年後毛澤東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他生活的大清王朝還要殘暴和獨裁千百倍。大清王朝有荒郊野外供異端者隱逸，「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沒有一寸土地供異端者擺放一張書桌，正如朱學勤所説：「一部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習慣性流產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