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過剩的是人口資源，缺乏的是思想資源，故而是代有新人。然而，在代與代之間，你卻難以看到一條代代相連的思想史連線，一環一環向上螺旋發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資源的一次次浪費，一次次掉頭下行，宣告失敗。」毛澤東最引以為自豪的事情，就是他發起的全國性的焚書坑儒讓秦始皇甘拜下風。毛時代的中國如此，後毛時代的中國也是如此：我在臺北教育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遇到一名剛剛來台灣的文學專業的陸生，她坦率地告訴我，她從來沒有聽過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名字，更沒有讀過劉曉波的任何一篇文章。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共政權對劉曉波的「暗殺」何其成功！
印紅標的《失蹤者的足跡》一書，是爲那些被「暗殺」的思想者樹碑立傳。大部分的史家都是趨炎附勢之徒，甘心情願地爲帝王將相寫歌功頌德的家譜，以此向權貴階層換取一點殘羹冷炙，把自己養得腦滿腸肥。印紅標則轉過身去，矚目於那些被稱為「牛鬼蛇神」的賤民群體，通過從浩如煙海的文字資料中查尋蛛絲馬跡，以及親身採訪當事人及見證者，終於讓那些被遮蓋者、被湮滅者脫去斑斑鏽跡，重新發出耀眼的光芒。
本書中除了記載遇羅克、李九蓮、王申酉等已經有相當知名度的文革受難者的行跡和思想之外，更彙集了若干尚不為大眾所知的民間思想者。一方面將他們的思想還原到當初的歷史時空中，分析其獨特性和超前性；另一方面也不刻意拔高，如實地指出他們思想的局限性和蕪雜性。比如，文革末期的一九七六年，貴州青年陳爾晉撰寫了十二萬字的《特權論》，反對特權並提出借鑒西方民主制度的主張，比如實行三權分立和兩黨制、保障人權等。陳爾晉是最早提出中國出現「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民間思想者，儘管他比南斯拉夫的吉拉斯晚了二十多年——吉拉斯擁有的條件大大優於陳爾晉：吉拉斯曾貴為鐵托的副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副總統，後來他主張實行多黨派競爭的民主制，成為黨內異見人士，與鐵托決裂。他堅持不可妥協的「人類個人精神的自由」，批評南斯拉夫黨內的史達林主義，被撤銷所有職務，於一九五六年被捕，判刑入獄。在偷運到西方出版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一書中，吉拉斯指出，在自稱共產黨國家內部，出現了一個享有特權的官僚統治階級和共產黨官員階層。類似的剖析，後來出現在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兩部巨著之中。
陳爾晉的《反特權論》中充滿真知灼見，他偏偏用傳統士大夫上書的方式將這篇長文郵寄給文革後期一度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並請求鄧小平轉交給毛澤東。當然，他不可能得到任何回音。印紅標在肯定了陳爾晉「以基層社會觀察和體驗爲基礎所寫的社會政治的分析，在論述的系統和理論深度上面，超過了同時代社會和政治批判的其他青年」的同時，也毫不諱言其人格模式和思想方式的局限性：「他生活於邊陲一隅，昧於中央政治鬥爭，因而常常以自己不切實際的幻想代替現實；他不甘寂寞，認為自己發現的治國良策可以爲當權者賞識，一鳴驚人；在他的意識深處有很多與中國共產黨政治行為方式迥異的傳統小說演義裡的思維方式。」不過，傳統小說演義裡的思維方式，倒並不一定與中共的政治行為方式迥異，毛本人不就是一個只讀傳統的「低級小說」的梁山好漢式的梟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