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到這兒我熱淚縱橫。那一夜，拒絕一切政治的我，在長江和烏江交匯的涪陵碼頭，一個酷似獸籠的家中，上躥下跳，朗誦長詩《大屠殺》，并與通曉漢語的加拿大青年戴邁河一起，制作并複制了四盤配樂磁帶。我被戴邁河收音機中的天安門實況轉播所吸引，最後被六四淩晨的槍聲和慘叫所激怒：
「......打穿腦殼！燒焦頭皮！讓漿汁迸出來靈魂迸出來，濺向立交橋、門樓、欄杆！濺向大馬路！濺向天空變成星星！逃跑的星星！長著兩條人腿的星星！天地顛倒了。人類都戴著亮晶晶的帽子。亮晶晶的鋼盔。有隻軍隊從月球裡殺出來！掃射！掃射！掃射......」
這首詩在20多個城市流傳。警方追查大半年，終於在重慶火車站逮捕了倉皇出逃的我——傳播過《大屠殺》的幾十名詩人和作家也被捕入獄——當時的中國是超級兵營，鋪天蓋地的《通緝令》，車站、碼頭、街道、民居，四處都在抓人。而更多的人要麽已入獄，要麽正在逃亡。20世紀中國有兩次大逃亡，1949，國共內戰，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潰退到臺灣的戰爭難民，約200萬；1989，天安門大屠殺，偷渡到海外的政治難民，有好幾十萬——令「六四難民」或「六四血卡」成為歐美移民史上抹不去的關鍵詞。
劉曉波和我完全不同。我這輩子，從未讀完過任何政治文件，包括《零八憲章》。我之所以簽署他起草的數不清的文件，惹上數不清的麻煩，是因為我們都屬於八九六四的政治犯作家。
後來他們夫妻到成都，總是住我家，從來不嫌簡陋。劉曉波一直是風雲人物，朋友圈兒除了不少黨內改革派，大學教授，還有文學、電影界的王朔、北島、姜文、劉曉慶、張藝謀等大腕，而我就一在底層廝混的四川土包子。劉曉波第一次看我朗誦，是在朦朧詩人芒克家中。那時他已第三次出獄，因我和忠忠在他系獄期間，對劉霞的生活挺關照，所以他非要報答。對書商忠忠的報答就是化名老俠，拉王朔一塊整了一本《美人贈我蒙汗藥》的暢銷書，賺錢不少。對我的報答就是只要我在北京，就成天惦記著——日本籍導演李櫻拍一部叫《飛呀飛》的前衛電影，聘芒克和我作主角，我演黑道殺手，向生意破產的芒克討債——劉曉波意外得知，竟打的兩小時，趕來芒克家提建議。湊巧李櫻在播放片花，是在雍和宮附近的忙蜂酒吧拍攝的，其中有我朗誦《大屠殺》。夜深人靜，他突然嚎啕大哭，聲振屋瓦，嚇得大夥兒不知所措。我記得那一幕，他說老廖你，你，你在那種地方朗誦個雞巴。然後扭頭就走。
當晚他寫了這封信：
老廖：
你太折磨人了。聽你的聲音使我懷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是否充足。淚水往心裡流，但流過淚之後，生活依然在無恥與輕浮中照舊。人都死了，只有狗崽子才能倖存！我是狗崽子嗎？我們是狗崽子嗎？太憐憫自己了。狗還他媽的有狗性，中國人有人性嗎？沒有人性的人和有狗性的狗之間，造物主的恩典肯定給予後者。我們連狗都不如，我們的子孫連狗崽子都不如。中國人什麼都不是。鮮血不是什麼，背叛不是什麼，遣忘也不是什麼。因為這首《大屠殺》，你坐了四年牢，我以為值得。牢獄比私下的自責和懺悔更能安慰僅存的、那麼一點點良知。你真不該與他們一起朗誦，你的世界早已屬於另類，而他們則很正常、理性，這甚至包括xx。恥辱地活著，為了無辜者的血，是我唯一能夠找到的理由。「六月四日」的黎明，是我心中最黑也最紅的日子，而六四之後的所有白天與夜晚，既不是黑也不是紅。如果無恥也有顏色，那只有這種顏色了。
過不去的永遠過不去，即便有一天我們能夠告慰那些無辜的殉難者。但我還要感激你，懷著幾近絕跡的虔敬向你說聲：「謝謝啦，我的廖禿頭!」
曉波 1999年11月24日於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