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個現代化國家而言，舉凡十二年國教、偏鄉教育、雙語國家計畫與教育相關前瞻基礎建設等重大教育政策，其研擬、實施及改進，都需要透過研究以輔助政策成效之提升。而事實上，我國自2000年5月設置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到2010年12月制定公布《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2011年3月正式成立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院），籌備整整十年之久，並終於整合國立編譯館、國立教育資料館所成立的國教院，照講也應該可以發揮前述功能，並充分達成組織法所標榜的「長期從事整體性、系統性之教育研究，促進國家教育之永續發展」的功能。
然而，在國教院正式成立超過八個年頭的今日，我們不禁要問，這八年來國教院究竟做了哪些整體性、系統性的教育研究？教育部的決策模式是否因此有所改變？而臺灣的教育政策又能看到哪些永續發展的擘劃軌跡？
事實上，長期以來教育部委託大學（通常是委託教授個人居多）進行所需研究計畫的慣有模式，這八年來似乎未因國教院的成立而有任何改變。另一方面，國教院除了繼續從事成立之前，籌備處、編譯館、教育資料館就已經在做的培訓研習、課綱研修、學生學習成就（TASA）調查、教科書審查、編譯出版與推廣服務等行政工作外，在理論上應該是國教院首要職責的「研究」上，也似乎沒能有多大改變。
又從國教院網站所提供的「研發成果」觀察，這些年國教院做的所謂「研究」，或者多半僅僅是以改進既有業務為導向。如此一來，國教院的多數研究，便與一般行政機關為了提升自我績效所做的檢討報告，基本上並無本質差異，故自難成為教育部的決策依據，更遑論是擘劃臺灣教育的永續發展。甚且，前述國教院的既有業務，多數其實是來自於教育部的交辦；就國教院的立場而言，究竟是要以「上級的業務：行政導向」還是「自己的職責：研究導向」為重點，不免就與國教院院長的任命息息相關。
而依據國教院組織法，僅明定國教院院長「比照大學校長資格聘任」，而未適用《大學法》有關公立大學之校長遴選委員會、公開徵求程序及任期等規定。因此，國教院院長即類似一般政務官，教育部部長僅須就具備「大學校長資格」者進行政治任命。而在大學校長法定資格本就即為寬鬆的前提下，有資格擔任國教院院長者所在多有，教育部部長依個人好惡或受上級長官指使，當可對國教院院長依其所需盡情使喚。在這種情況下，國教院究竟是要做好自己在「研究」上的首要職責？還是要認真處理上級在「行政」上的關心業務？不但答案顯而易見，國教院實際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