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資深採訪記者席斯金多年爲《華爾街日報》撰寫關於中亞地區的報道，他在報道傑作《不安的山谷》中，細密而生動地呈現了中亞這幾個後綴帶有「斯坦」名詞的小國不為人所知的真相：革命與背叛，獨裁與屠殺，貪婪的國際資本與俄國、美國、中國三大若隱若現的國際勢力的操縱，黑幫、毒品販子、激進伊斯蘭教士與渴望自由的女性、爲人權而戰的律師、爲良心而寫作的作家，彼此衝突爭戰，看不到盡頭。《不安的山谷》如同《帝國》的續集，引人入勝，發人深省。
這裡只有奴隸主和奴隸，沒有公民社會
一九二四年，史達林將突厥斯坦地區分為五個衛星國：土庫曼、塔吉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作為統治多民族的帝國，蘇俄跟中國一樣對「以夷制夷」的技巧非常嫻熟：故意製造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然後莫斯科高高在上地扮演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在劃分國界的的時候，蘇俄將國界劃成犬牙交錯狀，讓本來都屬於廣義的突厥民族的幾個民族國家互相敵對和仇視，從而不可能聯合起來反抗俄羅斯人的統治。
蘇俄在二戰前期佔領波蘭領土時，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卡廷慘案等屠殺事件，消滅了波蘭的知識分子、中產階級，以此摧毀波蘭的民族記憶，使波蘭成為蘇俄永遠的附庸國。一個沒有精英階層的國家，不可能成為有獨立意志的國家。蘇俄在波蘭的統治策略，也在中亞各國使用，卡普欽斯基寫道：「在史達林統治期間，大批的農人、伊斯蘭神職人員，以及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成爲鎮壓的受害人，後者被俄羅斯人所取代，也被當地的激進分子和官僚所同化。」之後，莫斯科打造了一個聽話的本地權貴階層，而其代表人物就是「在每個加盟共和國首都矗立著一位高官，也就是當地黨部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按照東方傳統，他會在位到死為止」。
蘇聯解體之後，中亞各國在蘇聯留下的「前共產黨人-社會工程學派官僚集團」的統治下，始終沒有找到合理的國家建構方式。這些大大小小的獨裁者，都採取一種拜占庭蘇丹式的統治方式，他們不稱國王，也不再保留共產黨書記這個臭名昭著的職務，而沿用民主國家國家元首的稱呼「總統」。每一個總統背後，都有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烏茲別克的民眾連麵粉等基本食品都得不到保證，卡里莫夫的女兒卻以時裝設計師的身份旅行世界，擁有頂級時裝品牌，並重金請到國際歌星爲其生日派對演唱。
這些中亞國家都沒有形成穩定的公民社會，在通常情況下，民眾被獨裁者視為順民或奴隸；惟有革命發生的時候，一夜之間變成暴民。充滿詩意的鬱金香革命，除了少數領導者有建立民主國家的願景之外，大部分參與者都是趁火打劫之徒。席斯金在鬱金香革命當天，在被民眾攻陷的總統府附近的百貨商店中，看到一群群的劫匪。不少人來自偏遠鄉村，從來沒有見過現代化的百貨公司，警方的撤離讓他們可以為所欲為。席斯金幽默地描寫了一個雙手抱著一大堆從商店裡搶來的女性內衣的暴徒，還兜售說：「你想買些內衣嗎？算你批發價。」這個細節註定了鬱金香革命不會有好的結果。果然，靠鬱金香革命上臺的領導人，比被推翻的前任領導人更貪婪和暴虐，五年之後，人們又發起一次革命將其推翻。翻身的奴隸以難以想像的速度蛻變成了奴隸主。那麽，哪一次才是最後一場革命呢？沒有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