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英總統連續兩周的政策協調會議都是討論都更後,金管會即刻表態「四箭齊發挺都更」。金管會是犯了嚴重的「當下偏差」,貌似解決問題實則升高銀行風險,簡直是拿銀行當柴燒去「照亮」總統力推的都更─也「順便」照亮主委的仕途!
小英在2次的政策協調會議中都談都更,而且特別指示金融機構參與都更,金管會主委李瑞倉反應相當快,馬上端出政策挺都更。金管會要以4項政策挺都更:推動修法鬆綁30%建築放款規範、年底前完成50%自用面積豁免修規、鼓勵保險資金投入都更公建、鼓勵設立都更投信公司。
在金管會「都更4箭」中,最糟糕且不該推動者就是鬆綁30%的建築放款規定。依照銀行法的規定,銀行的住宅建築及企業建築放款之總額,不得超過存款總餘額及金融債券發售額之和之30%。
當初訂定30%的限制,其實是為了控管銀行的風險;不動產的景氣循環幾乎都是全台一起走高、再一起下滑掉入衰退;如果不訂定上限,房地產景氣好時銀行一定拚命衝刺不動產融資,因為這種融資有抵押品、容易作;但一旦碰上房地產景氣反轉下跌,銀行的不動產融資比例如過高,將因風險過份集中而讓財務體質惡化。
李瑞倉說「銀行內部有授信徵審與風控機制,銀行自己會評估風險,應該尊重市場機制」,因而傾向推動修法,把都更放款排除在30%限制之外。
如果李瑞倉這種想法正確無誤,其實金管會接近可以裁撤了,反正銀行都會自己評估風險嘛。不過,古今中外的金融史早已證明,即使撇開人謀不臧的因素不談,銀行對風險的評估其實受到許多「其它因素」影響─例如房市好時,所有人都會低估未來風險而一頭熱的放款,或是銀行為了消化頭寸、甚至衝高短期獲利而忽視風險。也因為銀行容易有低估風險傾向,才需要監理單位與各種監理法規限制並降低風險。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起因就是美國政府大幅放寬金融監理,葛林斯潘擔任FED主席時,一直認為市場自己有調整能力,要「尊重市場機能」而放寬監理,幾年後終而釀成鉅災;海嘯後美國政府才根據「伏克爾法則」(葛林斯潘的前任FED主席伏克爾推動)強化金融監理。李瑞倉在說「尊重市場機能」時,顯然對這段歷史無知,他認為「銀行承辦幾個案子,不會有什麼問題」更是輕忽風險又對監理責任怠惰。
經濟學的行為科學中,有一種「當下偏差」,說的是人們容易看重當下利益,低估長遠利益,因而容易上當受騙;李瑞倉的放寬建築融資限制也是一種「當下偏差」─只看到現在的利益,卻低估或甚至不到未來要付出的代價。
更何況,李瑞倉為了挺都更付出放鬆金融監理、可能埋下日後金融風險的代價,但卻可能是「表錯情」、拿錯藥,於事無補。推動都更碰上的問題不是缺乏資金,只要能成功整合地主、拿到政府核准的都更案,要取得貸款資金並非難事。都更目前的問題,前半段是一般民眾缺乏資金與能力作整合與規劃以向政府申請,後半段則是利益分配與釘子戶問題而非資金貸款。李瑞倉的「4支箭」確實達到表態效忠的目的,但卻不是醫治都更緩滯的藥方。
前任主委丁克華任內強迫銀行要大搞的天使基金,被外界批評是讓銀行無謂的承擔更高風險,李瑞倉上任後終止這項政策,得到業界的肯定,被認為「務實」。但挺都更政策中的鬆綁建築融資上限,卻同樣是把風險塞給銀行的政策,兩者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罷了。
作為執政團隊的成員,不論基於團隊意識,或是基於保官位挺主子的立場,支持政府政策是份所當為;但與此同時,也不要忘記各部會各有職司,這些職權與責任是法令所賦予;金管會最重要且該永遠擺第一的責任是:金融監理,不是協助都更、幫助房地產。金管會如果還願意顧及一下自己的專業,就別再提放寬30%的建築融資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