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交通部無理的追殺，號稱分享經濟的代表UBER在各大報登報指責政府，用語極度辛辣，不過，打了這麼久的戰，Uber越堅持、就越沒人挺，連號稱要搞新經濟的官員都不挺。這次Uber以四大報的廣告強力回擊政府，應該算是其在台灣的「天鵝之歌」，台灣Uber註定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Uber在各報刊登的內容不完全相同，例如某報用「第三方支付擋了10年，卻用3週通過法案、擬開罰 Uber 司機2500萬元」，另一報則說「開 Uber 罰2500萬！政府強力阻擋新科技，說好的亞洲矽谷呢？」還有「立委酒駕罰9萬，開 Uber 民眾罰2500萬？」、「最會溝通的政府：請開放討論『網路叫車爭議』，為何要罰民眾2500萬？」。在此之前也發出給小英總統的公開信，指政府一味「阻擋與威嚇」。這些用語的強烈與辛辣有如朝野兩黨彼此攻伐一樣。經此登報事件後，雙方再難溝通，交通部更無由退讓。
Uber與台灣政府之間的戰爭從馬政府時代延燒到新政府，馬政府時代、負責新創事業的政務委員蔡玉玲，曾經儘量協調，希望取得共識；政權輪替後，新政府不論是否如外界所揣測要對其支持者小黃司機有交代，亦是就法論法，對Uber的態度更堅定、手段更強硬，從結合地方政府大舉開罰、到要撤銷其投資，再到修法調高罰款上限，Uber壓力更沈重，終而發出這次的天鵝之歌。
Uber號稱分享經濟、新經濟的代表，亦以此自許、甚至自傲，結果是要各國的法令、制度都要配合其經營體制，不願接受當地現有的法規管轄。最重要的其實就是：Uber說自己是分享經濟，是資訊平台，不願納入交通法規管理，所以不提供司機名冊給主管單位；此外，不僅Uber不繳稅，連司機都不繳稅，大概沒幾個國家的政府有此雅量接受此條件吧！
這種堅持，讓原本支持讓Uber合法化的聲音越來越小、甚至轉向反對。前任政委蔡玉玲就說「Uber不能只躲在「創新」與「共享經濟」的大帽子底下，卻不願意繳稅，與承擔該負起的公共運輸責任，這樣很不負責」。現任數位政委唐鳳也表示，Uber要合法化應該用取得職業駕駛執照司機，若Uber執意不肯，被課以罰金也算合理；更別提科技界與新創圈，開始有人質疑Uber真的算是「新經濟」嗎？
Uber確實在叫車精確度、服務品質、甚至車輛品質上有其可取之處，也因而短短幾年在全球造成風潮，國內支持者亦眾。不過，這不代表Uber可以完全不理法令制度、不繳稅；甚至其競爭力亦不該只是建立在公司與司機都不必繳稅，及因拒絕納入管理而節省的成本上。
不過，雖然交通部要求Uber納入管理、必須繳稅，是合理且必要的要求，因而能得到相當程度的支持。但如果只是為了遏止Uber違法營業，就要修改《公路法》第77條及78條之1修正條文，把罰款從5萬到15萬元提高至10萬到2500萬元，並可勒令其歇業，就走得有點過頭了。依規定裁罰對象可包括公司與司機個人，官員雖然說「司機被罰到2500萬的機率低」，但既然不合理就不該如此訂法。這次Uber以此大登廣告，顯然也是認定政府作法可能引發負面評價，才會在這個點上大作文章、廣為宣傳。
法律仍要講究比例原則，不是一味以嚴刑重罰為之；例如酒駕是可能害死他人，社會深痛惡絕，幾乎是眾人皆曰可殺，但沒有一個政府會為了達到遏止酒，決定對酒駕者「就地正法」吧？把Uber司機罰款最高要提到2500萬，怎麼看都是嚴重不符比例原則的惡劣作法，行政與立法單位都該想想是否該如此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