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制度、慣例都放在那裡，只是有的時候會想到要用，有的時候想到也不用。之所以如此難以預測，恰恰是因為校長推動理念要人配合，同仁覬覦資源則要校長配合，也許校長的理念背後是私心，同仁的覬覦背後也有理想。無論如何，每天就在理想與現實之中擺盪。制度與慣例就成為決策的藉口，而不是決策的依據，在形勢交錯之中一旦有了臨時的決定，剩下的就是技術性的要迴避那個條文，或引用那個條文。到底大學要幹嘛，一概無止盡的延宕到下一個明天再重想。
最令人無所適從的就是人事與預算。現在大學裡一職難求，本來居於關鍵位置的個別領導可以上下其手，對謀職者尋租，提出五花八門的條件，讓自己從中取利。現在這種對謀職者尋租的文化，已經制度化。謀職者不但需要滿足直接聘用自己的系所多方剝削，更要在大學體系裡，任憑某某委員會信手拈來的點子予取予求。為什麼委員會常常朝令夕改，予取予求，卻不反省、不自知？因為委員們根本不知道如何界定新來的謀職者在整個大學發展中的角色。
校長對同仁不滿，但誰也不相信校長滿口的仁義道德；年輕教授怨恨老教授，則赤裸裸地進行利害得失的算計。學術行政徹底的量化，委員會林立，且動不動採用投票，真正動機就是讓檯面的人擺脫責任，而實際上幕後動作永遠不會停止。檯面的人為什麼不能擔負責任呢？不見得是害怕，更是因為評估責任的標準不存在，或標準太多，或標準日新月異。他們習慣了無所適從，麻木了，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大學校長幾乎沒有文化可言。
＊作者為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