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經驗凸顯數位防疫重要性
台灣在中美洲的前友邦薩爾瓦多，民粹色彩強烈的總統布格磊（Nayib Bukele）利用武漢肺炎疫情宣布緊急狀態，強力打擊犯罪。的確，薩爾瓦多是全球犯罪率、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但布格磊的作為進一步削弱了法治精神與司法體系，到最後恐怕會既無法治本也無法治標。
「防疫視同作戰」的氛圍為各國政府領導人闢出擴權的捷徑。問題是，疫情終究會平息，但政府擴權之後會縮手嗎？如虎添翼的領導人會卸掉那對翅膀嗎？對於反對黨批評他擴權，布格磊大剌剌宣稱這是「美好的獨裁」（Que bonita dictadura）。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更是「深謀遠慮」，三月底讓國會通過法案，國家進入「無限期延長的緊急狀態」，這段期間由他「法令統治」（rule by decree），獨斷獨行，完全擺脫國會的監督，何時結束由他決定。
另一方面，武漢肺炎不會是人類的最後一場大流行瘟疫，但卻可能帶來最珍貴的教訓：當新病毒威脅浮現，各國政府必須「下手要重、出手要早」（go hard and go early）。為了遏阻疫情全面爆發，限制公民行動自由、強制病患隔離篩檢、追蹤個人接觸資料都有其正當性，數位科技與智慧型裝置在這方面尤其重要，南韓、新加坡、以色列與台灣都做了示範。
澳洲政府上個月底發布一支個人接觸追蹤程式CovidSafe，短短兩天超過兩百萬人下載。CovidSafe利用藍牙技術，如果使用者確診武漢肺炎，所有曾經與他在一．五公尺之內接觸超過十五分鐘的其他使用者都會收到通知。澳洲政府也會知道，但承諾資料絕不外流，日後也會刪除。當然，政府承諾薄如紙，澳洲的公民團體會進行嚴格監督。
自由民主體制仍是抗疫典範
武漢肺炎疫情平息之後，公民權利與公衛需求還會有一場漫長的拉鋸戰；前者勢必要對後者做出一些讓步。自由民主體制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這樣的讓步不會是徹底投降，不會是掌權者說了算，我們有容納反對黨的國會、有獨立運作的司法機構、有監督政府的新聞媒體、有蓬勃發展的公民團體、有示威抗議的權利。來到「後武漢肺炎時代」，自由民主體制將更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