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最新的國內所得差距數字，去年最高與最低所得組差距6.10倍，這個數字已連續3年增加，也是7年來差距最大。3年前推動的「稅改」，是該負起一定責任。
主計總處公布的「108年家庭收支調查結果」，所有家庭根據所得高低分為5等分，所得最高群組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為213.8萬元，與最低所得組的平均每戶35.0萬元相比，差距6.10倍，較107年的6.09倍微增0.01倍。雖然數字不大，但隱然形成的上升趨勢，是令人擔心、更需注意；所得差距拉大與稅改之間的關係，更值得好好探究一番。
蔡政府上台後在2017年推動的稅改，核心是大幅降低股利所得的稅率，後來因擔心民眾反彈，因此也提高各種扣除額，號稱是全民減稅。當時，財政部在公布稅改方案時，說此方案可改善所得差距；不過，是否改善還是要看數字，2018年、2019年的所得差距數字都擴大，顯然稅改不但未達成財政部當時說的「可改善所得差距」，反而是持續擴大。
這個結果不是太讓人意外，常識上看也知道稅改讓所得差距擴大的機會很大；因為稅改主力在大幅降低股利所得稅率，高所得者可選擇分開課稅採單一稅率28%，相較原來綜所稅最高稅率的45%，稅率少了17趴；如果以稅改又把45%最高稅率降為40%來計，也減了12趴。
富人主要所得來自股利的比例極高，越有錢者比例越高；曾參與「全球不平等實驗室」（World Inequality Lab）研究的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就披露，台灣最有錢的前10%富人，來自股利所得比例約25%，前0.01%高所得者，則有高達7成來自股利所得，當時他就預言稅改會讓貧富差距惡化。
財政部在推稅改時，曾用各種數字強調「有助縮小所得差距」，其論述是說因為各種扣除額提高2-4成，產生了總計255億元的稅損─這個稅損的數字，就代表一般民眾受惠減稅的數字；而股利所得減稅產生的實際稅損為67億元，因此顯示一般民眾才是最大受惠者，所以有助縮短所得差距。
看數字確實言之成理，但在這裡，財政部要了一個小手段：只算總數不算分配數字。扣除額提高的減稅利益255億，是分配在542萬戶上，而且同樣得到扣除額增加14.4萬的家庭，稅率是5%的較低所得者，減稅利益是7200元；稅率為40%的高所得者減稅利益是5.76萬元。股利所得減稅受惠者則更是高度集中在少數高所得家庭上，同樣的是最高45%稅率降到40%得到的79億減稅利益，更是由所得淨額超過千萬元、約一萬戶左右的最高所得家戶分配，平均每戶減稅利益在70萬元之譜。所以高所得者得到的減稅利益從各種角度看都是遠遠高於低所得者。
雖然不少人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所得差距擴大是在以避免，就如美國、英國等所得差距都是持續擴大一樣。不過，一個國家所得差距是大是小，基本上是「選擇問題」，而非必然結果。
以《21世紀資本論》、研究不平等著名的皮凱提就認為國家政策與制度對不平等有重要影響。鮮明的例子是日本，雖然早已擠身先進國家之林，但日本的所得差距一直能保持在6倍多的低點，相形之下美國早已跑到16倍以上。其它如港、星的所得差距在十幾到廿倍，台灣仍能保持在6倍多，已算是優等生。
不過，既然所得差距大小的關鍵因素在政策與制度選擇，代表的就是一旦選擇某種制度後，趨勢可能就會延續多年；如果稅改有拉大所得差距的力量，那這2年的擴大可能只是「序曲」，未來仍會延續此一趨勢，政府是否該想想有什麼政策可延緩、甚至中斷此趨勢？至於3年前「稅改有助縮短所得差距」的鬼扯胡言，就算了吧，畢竟，古今中外各政府的「瞎話」，也不差這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