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柯文哲指示說：政府不要再花大錢去追「小錢」了。這種將本求利、實事求是的態度似乎非常務實又有成本效益觀念，值得肯定。但柯文哲忘了一件事：政府不是一般企業，更非討債公司，這種「抓大放小」引發的問題與後遺症可能超乎想像，要「抓大放小」該再想清楚審慎為之。
為了減少冗事，台北市長柯文哲指示「切勿為了向人民追繳3元，而花了30元的成本」，未來單一債權憑證在300元以下，且債務人無資產、所得，即不再追帳，這個議案已由市政會議通過，近日內即可上路；不過，此法倒也引發外界的質疑。對外界的質疑，柯文哲說：「如果要收一塊錢，成本要十塊錢，這不是白痴嗎？」
如果是一個企業，一家討債公司、甚至是「理性的經濟人」，花10元去討1元的債務，當是「87（白痴）」無疑，因為討債就是要獲利、有錢進帳，但結果卻是讓荷包縮水（因為討債成本更高），這種蠢事當然不作。但放在政府身上：未必；因為政府所思、所關切者，不該只是賺錢還是虧錢的問題。
政府組織、官僚單位同時有兩種個性：外界既要官僚單位完全理性、中立、鐵面無私的照章行事、依法辦事，但又期望它是一個有效率、有彈性、有成本概念的機構；但這兩者在許多時候是彼此抵觸衝突，在如何調和上，時常出現難題。
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在「跑行政流程」時，官僚單位是否應大公無私依照先來到次序辦理，還是可依照特殊緊急情況作調整，甚至乾脆就有「快速通關」特別費的設立─白話文的講法就是你多繳一點錢，政府就拿你當大爺、給你方便。
傳統上的想法是認為應該完全依照先來後到順序辦理，否則這個社會就變成都「方便有錢人、特權者」；不過因而產生的問題是：產生「地下快速通關費」，而且落入官僚手中，反而有礙吏治，這種情況在開發中國家特別嚴重。因此後來的趨勢是全面簡化流程、提升效率外，也可斟酌開出「快速通關」管道。
同樣的思維放在「政府討債」案例看，就是對那些積欠規費、稅款等費用者，政府都該一視同仁的追索，不該有「差別待遇」（欠款某個小金額以下者即不追也是一種「差別待遇」）；而且只要官僚單位有「小錢不討」政策，是可能引發另一種型態的「道德風險」─既然小額不追索，欠費欠債者就心安理得、義無反顧的賴帳到底。
柯文哲強調要以「比較有效率的方式追繳債務」，這話當然沒錯，但所謂的「比較有效率」只是單純以較小額（例如300元以下）就不追索，其後遺症可能不小。倒是可考慮用「比較聰明」的方式討債─例如欠費欠債者的追討成本，部份要由當事人負擔。事實上法律訴訟上的費用分擔、或是民間對欠費的追索，多少都已引進這個概念。
台北市政府修正《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債權憑證管理作業要點》，未來單一債權憑證在300元以下，且債務人無資產、所得，就不會再追討；而根據統計，台北市不到300元的停車費欠繳數目，約為2.65萬戶，總金額為325萬、占總體欠費的12％。說實話，這個金額還不算大，即使追債成本比債務高，相較市府每年的1600多億元的預算，其實是小到可忽視的程度。
為了這一點成本，犧牲政府執法的公平與一體性，冒著引發道德風險的可能，是否划算，柯文哲是該再想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