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對於班寧頓（Chester Bennington）的洗版悼文，多出自與筆者同輩者，且分布於各行各業各領域，卻未必從事文化工作，而他們所連帶追悼的，並非一個時代，而是一段青春。
一周間，兩位對台灣文化多有影響的人物相繼離世，社群上紛紛跳出的追悼推文通知，卻展現出兩種不太一樣的樣貌。一位是創辦誠品書店的企業家吳清友先生，一位則是遠在加州一處莊園，據報自縊的聯合公園（Linkin Park）主唱切斯特・班寧頓（Chester Bennington）。
村上春樹系文青
一位外國人，如何影響在地聽眾的集體心靈？
有位於世紀之交混跡公館大學城的文壇學長，在一席午後閒聊間，這樣闡述著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對彼輩文藝青年的影響：一九九○年代中期，村上春樹作品，透過賴明珠女士的翻譯引介（以及逐漸擴張的誠品分店）大量進入文藝青年的閱讀視域。可以肯定的是，許多如今在文壇有一席之地的台灣作家，年少時都不乏受到村上春樹式的──或更精確一點說，賴明珠式的──「日系敘事及句法（也許再加上語助詞）」所影響。
或許這並非太過廣泛的現象，但確實有部分文青，是內有心魔、羞於承認他們這段村上年少的。畢竟文青的世界中，沒有最高蹈、只有更高蹈，當村上已經太紅，就要畫出一條新界線，標誌著以冷僻度為經緯的世界盡頭：當公館「挪威森林」咖啡館開張時，便有人堅稱這名字並非來自村上的小說，而是直接源自披頭四的單曲“Norwegian Wood”。只是當老闆又開了一家「海邊的卡夫卡」，這位老兄於是語塞，一時傳為鄉野妙譚。
在班寧頓死訊傳出後，縱覽身邊傷感哀悼之文，我發現了一個現象。不若去年王子（Prince）或是李奧納·柯恩（Leonard Cohen）消息傳出後，包括筆者本人的各家樂評、藝評紛紛寫下感言、分析與回顧（而在社群時代，這些第一時間出現的文章，也不免被譏為「作文比賽」）。班寧頓離世的消息，在所謂的文化界中，似乎沒有激起相對大的漣漪與迴響，甚至相較於吳清友先生，亦少有專文懷想，或曰「一個時代的結束」云云。
集體哀悼的音量與聲道
依照筆者粗判，大部分對於班寧頓的洗版悼文，多出自與筆者同輩（於世紀之交度過其中二時期）者，分布於各行各業各領域，卻未必從事文化工作者，而他們所連帶追悼的並非一個時代，而是一段青春。
對於這樣的現象與落差，筆者大致將原因歸為二：一是其音樂所影響對象，彼刻時值的生命經驗、以及此刻於文化場域中的發言權皆尚待發展，屬於社會條件；二則是其音樂特性，此則屬於內在音樂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