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佐爾格奉派到上海收集情報、並發展組織。1932年底佐爾格先返回蘇聯、不久再轉往德國。1933年9月佐爾格從德國轉到日本，成為《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駐日本東京特派記者，並以此身分在日本成立一個代號為「拉姆齊（Ramsay）」的情報小組來收集情報，這個小組由前蘇聯、日本、德國、朝鮮、法國、英國、美國、斯拉夫、波蘭等…9個國家的30餘名情報人員組成，是紅色「國際特科」當時在亞洲及日本所佈建的重要情報網，從1939年到1941年佐爾格被捕為止，他總共向莫斯科發送了141封電報，平均每周發一次機密電報。
佐爾格在日本主要的工作有兩個：一、收集與分析日本軍事動向；二、想辦法影響日本政策，使她不向蘇聯進攻，並誘使日本轉向攻擊──美、英、荷屬東印度。
「佐爾格事件」震驚了日本社會，也轟動國際，最後不但導致內閣總理大臣近衞文麿（Fumimaro Konoe，1891～1945）的辭職，也造成整個近衛內閣的倒臺。會造成這樣的狀況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人物就是同案被捕的尾崎秀實。
尾崎秀實當時是在後藤隆之助（1888～1984）所創立的「昭和研究會」中工作。後藤隆之助是近衞文麿的京都帝大同學，在近衞文麿的贊助下，後藤隆之助於1936年創立了「昭和研究會」，「昭和研究會」內共設有12個獨立主題的研究會，尾崎秀實不僅擔任其中的「中國問題研究會」的主席，還負責全部的12個研究會的協調工作。（註一）顧名思義「中國問題研究會」主要的任務就是提供與分析有關中國的情報，並提出對中國事務的處理意見。因此尾崎秀實不但相當熟悉日本政府的中國政策，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甚至還獲准參加首相智囊團的會議，在會議中他自然可以透過個人的力量對政策施加影響。藉助職務之便他將大量的情報，通過在上海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日本人中西功（如後記說明）發往延安，同時他也向佐爾格提供的關於日軍已經在中國陷入泥潭的情況，而這也對史達林（1878～1953）作出是否繼續援助中國抗戰的決策產生一定影響。
尾崎秀實是派駐於上海擔任《朝日新聞》特派員期間，在美國著名左翼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註二）的引介下，佐爾格成功的吸收了尾崎秀實，讓他成為蘇聯情報員，直接接受佐爾格的指揮。（註三）1932年2月，尾崎調回日本。翌年，佐爾格也以德國《法蘭克福報》記者的公開身份來到東京，從此兩人就開始共同合作收集有關日本的政治和軍事情報，再轉送至蘇聯與中國延安。其中取得對俄國最有價值的情報，就是在1941年11月，當德軍攻下俄國大城基輔（現為烏克蘭共和國首都）並俘虜俄國60萬大軍之後，大批的德軍轉向攻擊俄國首都莫斯科與列寧格勒（聖彼得堡），俄國命運正在危急存亡的關頭，這個時候俄國早就透過佐爾格這個間諜網探知日本無意與德國一同出兵攻擊俄國，因為當時日本認為她的頭號大敵是美國，而非蘇聯，再加上日本對於1939年5至9月──「諾門罕（坎）事件」（註四）慘敗的記憶猶新、而最糟的是當時日本大部分的兵力都深陷在中國戰場的泥淖之內，根本無力從其中抽掉兵力攻擊蘇聯。而這個情報也經過還潛伏於中國的日籍共諜──中西功和西里龍夫的進一步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