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江宜樺沒有深入探究、而且也不願面對的現實是，法治文化不能脫離固有政治文化的脈絡來理解。甚至就連他自己似乎也不能解釋，為何要一再的以老師的身分試圖和學生溝通，即使卸任之後仍舊如此執著，而不是像美國兩黨的政客一樣隱身幕後，第一時間就調動警力強勢清場。
也許是因為當初台灣民眾之所以對太陽花高度容忍，未必是真的認同他們的行為或訴求，而多是出於對馬政府長期所積累的不滿。無論是「黑箱」、「無能」、「親中賣台」的指控，或是一些自稱是江宜樺的學生，為了諷刺他背棄過往宣揚的政治理想，而在台大校門口上演燒書的行動劇也好。他們所共同描繪的，是一個失政敗德、不符合人民期待，已經不被信任的政府。如果像這樣不能「外爭國權」的政府已成「必除之惡」，那麼主張「內除國賊」的學生當然就是「必要之善」，否則就不能理解他們進攻行政院時的理直氣壯，以及堅守崗位、正確執法的警察為何至今仍不被輿論所同情。
林飛帆認為在野黨拿太陽花對比川粉是「去脈絡化」，但實際上真正去脈絡化的是他自己。太陽花之所以跌落神壇，問題並不在於他們違法亂紀的過往遭到跨國比較揭發。而是因為輕易向權力妥協，並且快速的墮落腐化。是他們自己摧毀了運動本身的理想性，以及台灣民眾曾賦予的崇高道德想像。「帆神」發動太陽花時的主要訴求是反對兩岸經貿交流，但在「林副秘書長」的民進黨執政下，台灣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卻創新高，大概沒有比這更「去脈絡化」的了。
民進黨之所以陷入如此窘境，是因為在他們親近西方的表面之下，實際上只是把民主當成奪權工具而已，甚至做出許多違反民主價值的事，暴露出他們的民主實踐反而與中共的「國情論」更為接近，因而往往貽笑大方。不過，在野黨以美式民主為標準來恥笑民進黨，固然暫時達到羞辱的效果，但長期而言卻加強了美式民主是唯一真理的「普世論」印象。不但是在迴避真正的問題，而且還鞏固了民進黨以「親美反中」為名行內部反民主之實的正當性。
因而台灣各界圍繞著太陽花和川粉下場所做的各種比較，將其簡化為個人和法治問題，其實是在逃避真正的文化及思想問題。在朝野兩黨習慣於奉西方為中心，拿美國人的標準作為互相壓迫、指責與嘲笑相罵本的過程中，其實同時疏離了西方民主價值和固有文化的政治期許。這就注定了台灣民主在嘲笑了太陽花之後，仍舊每下愈況，不會出現任何有意義的反思和進步。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研所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