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後來想自己為何會在Roxy感覺到安定的歸依情緒，應該跟我在芝加哥的生命經驗有關。回到台北忽然覺得這些情懷無人可說，特別會覺得自己的虛懸不定。
我在一九九一年忽然被原本任職的美國建築公司派回來台灣，參與墾丁公園的海洋生物館設計工作。當時住在高雄的旅館，對這個城市以及離開幾年的台灣，有著一種奇怪的疏離陌生感覺，隔年我就辭了工作，搬回台北自行開業。
現在回想，人生確實會出現一些關鍵的波瀾轉折，而所以會這樣的匯集來，也完全道理難明。在那段時期裡的自己，彷彿乘著什麼加速的列車，被匆促一站接一站送往前去，卻完全不知終點何在。
那之前，我先後在芝加哥及鳳凰城工作，深深覺得在異鄉做為外邦人的孤單，會自己四處去旅行解憂。譬如一九八八年冬天，我從芝加哥經香港飛抵雲南的昆明，當天就搭過夜的巴士，到達傳說中的大理與麗江，見識到山川人文的歧異豐富。並隨後臨時起意與三名紐西蘭的年輕背包客，一起結伴搭著破舊的巴士與火車，旅遊穿越過四川盆地，乘渡輪經三峽到武漢，再飛返廣州，繞了一大圈的中國。
隔冬，我也初次去到歐洲，第一夜在巴黎街頭閒逛，注意到街上群聚在店家櫥窗前的民眾，原來都正盯視著電視裡的轉播，是柏林圍牆終於正式被敲擊打開。當時我並不能立刻意識到這事情的意義，只是感覺周圍人群的某種靜默與不安，好像歷史即將被掀翻到下一頁前的某種愁蹙屏息。
大約同樣時間，隻身在芝加哥生活上班的我，也知道了隔著太平洋外的台灣終於宣告解嚴，另外見到電視直播的天安門抗議事件，以及最後令人震驚的結果。這一切外在世界的快速變動與轉換，伴隨著當時正對生涯去向遊蕩思索中的我，益發猶豫著是否當回返台灣來，卻竟然真的就命運般地被派回工作。
回到台北的生活，並沒有想像中的甜蜜和樂。開始尤其覺得格格不入，許多事情都會不斷拿美國的經驗做比較，因此心生怨懟不滿。然而心底其實十分明白，自己根本也不願意回去美國社會過生活，於是只能夾在奇怪的狀態裡，彷彿存在又不真實地活著。
這樣尷尬的時候，有朋友帶我去到和平東路口的Roxy，霎時覺得彷彿找到可以呼氣的出口。那是一個違章樣的鐵皮簡陋房子，外觀完全不起眼，燈光黯淡立在大馬路邊，進去右邊是長吧台，左邊是零散的座位，有個小鐵梯上到夾層去，是木桌椅的成排火車座，以及在吧台上方的窄小ＤＪ檯。
檯子後面是十分驚人整面牆的黑膠和ＣＤ，聽說都是老闆凌威的個人收藏，其中重點搖滾樂的深度與廣度，應該是人人拜服難敵。輪班的ＤＪ顯得十分年輕腆靦，帶著有些斯文的羞怯，對於播歌取捨卻態度決然，不會隨便應允什麼客人的無聊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