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爆發的臺大論文造假案，是臺灣學術界黑暗醜陋的一頁。此次的事件包含了許多學術造假的極端事例，包括有大學校長、副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政府官員的高階人員列名其上；也有多位拿過著名學術榮譽、被認為是學術菁英的高階研究人員涉案；有問題的論文不只一篇，而是連續十幾年的多篇論文均為造假；這些論文的作者不只隸屬於單一實驗室，也有跨科系、跨院、跨校甚至是跨國的研究人員參與。此外，許多線索也顯示出，這可能不只是單純的研究成果造假，更牽涉到金錢與權位交易的弊端。更重要的是，與這些造假論文相關的研究經費龐大，而且都是來自於納稅人的公帑。
儘管對臺灣而言這是一件不幸的大事件，但如果往樂觀的方向看，倘若當時各界能夠努力的讓臺大造假案獲得有效且符合公義的處理，那麼臺灣就有了一個完整的案例可供其他單位參考，而且此案例也會是臺灣建立更完備的學術行政制度之重要依據。此事件從去年十一月爆發迄今已逾一週年了，於今日來回顧整個事件的發展，我們想問的問題是：我們可以這麼樂觀嗎？如果類似的事件在今日又出現了，臺灣的學術界能不能處理得更好、更周延、更符合社會公義的期待？
然而，不管是政府行政部門或是學校單位，從各方所採取的行政或是法律的改善措施來看，這個問題的答案無疑是悲觀的。
首先，此次事件表面上雖然看似已經落幕，但事實上，在事件中被教育部、科技部與臺大皆認定為造假的論文，除了事件早期就被確認為造假的兩篇文章在當時已由作者主動撤稿之外，其他的，迄今仍然盤踞在相關的期刊版面上，而且有些已經以勘誤掩飾了造假。而三個代表官方的調查單位，居然連將調查結果主動告知各期刊的作為都付之闕如，放任這些造假論文繼續被國際學術界引用，讓臺灣的學術界成為危害人類學術進步的幫兇。
那我們的官方做了哪些改善補救的事？
科技部對應此事件所增加的行政措施主要有兩項，一個是在科技部內成立「研究誠信辦公室」；一個是首次申請研究計畫的主持人及相關參與研究人員，都要接受學術倫理教育課的訓練。然而「研究誠信辦公室」的定位從一開始的扮演檢察官角色，加速學術倫理案件的審查及處理過程，到現在變成了只是個純然的幕僚單位，除了收集資料與發行電子報這些以前的幕僚單位就能處理的事務之外，至今未見這個辦公室對於臺灣學術倫理的重建有任何積極的貢獻。而「首次」申請計畫的主持人及參與人員都要上過倫理課才有資格，更是一個荒謬的措施。荒謬的，是在它故意忽視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在臺大的這次事件中，犯錯的，到底是哪個層級的研究人員啊？請大家注意，那些人的頭銜有中央研究院院士、臺大校長、臺大生科院前院長暨高雄醫學大學副校長、更有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有庠科技論文獎的得主，那為什麼，只有「首次」申請計畫的人員才需要被教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