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問題是所謂的「社會企業」─近年國外有人提出「社會企業」的概念，強調的是以商業方式解決社會問題，其得到的營收、獲利都可讓其運作持續，同時也不以投資人的獲利為最大目的。不過，要把社會企業入法或政策支持，同樣碰上許多定義含混不清的問題。
例如，所謂的「解決社會問題」是什麼？要作那些事才算是解決社會問題？這個社區沒有托兒所，在此開一家托兒所算不算「解決社會問題」？這個偏鄉的人連購物外食都不方便，在此開一家超商兼營麵店，是否也是解決這個偏鄉的「社會問題」？甚至蘋果公司、電信業者是否也能宣稱他解決全球「溝通」的問題，所以也是一個「社會企業」？
而且，這個世界未必存在著絕對的社會企業；宏碁電腦、台哥大無疑是傳統的營利公司，但如果他們為「彌平數位落差」，免費送電腦給偏鄉孩童、為偏鄉拉電纜時，是不是就有那麼一點一般人腦袋中的「社會企業」味道了？而某些慈善團體生產商品賣出，以支撐其慈善事業，可能被視為社會企業；但如果其藉此得到暴利，社會企業的味道是否就淡了？
政府與官員顯然忘了2年前戴勝益開了一家書店，宣稱是「社會企業」，還對外召募「志工」，結果引來一陣笑罵的案例吧？
至於唐鳳說「社會公益」和「企業獲利」常彼此競爭，就像拔河對立，所指應該是許多企業的外部成本問題。全世界解決這個問題早已有答案且行之多年，就是靠政府的法令規範、稽查處罰等方式，儘量讓外部成本能內化為企業成本。
例如企業的污染排放、污水放流、噪音等，都以訂定標準法令規範之，而非以「社會企業」方式訴諸企業道德、社會責任。如果有企業基於社會責任願意作得比法令規範更高標準，當然值得肯定；但絕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用「社會公益」、「社會企業」的理念宣導，來解決外部成本問題。至於蔡英文說政府要協助社會企業，既然社會企業難以定義，那就省點事吧。
法令訂定要簡潔、精準、有可執行性，公司法增訂「增進公共利益」、倡導社會企業，顯然違背此標準。難不成在行政院成為「功德院」後，蔡政府也要企業變成「功德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