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漫妮的「回鄉」，並不是回到「小家族」回到傳統鄉村，她是回到了縣城小鎮——城市與鄉村的中間地帶，也就是所謂的「三四線城市」。中國大陸在「城vs.鄉」的二元社會結構之外，還有大量身份曖昧的縣城。縣城是很有意思的存在，它雖然長年被淹沒在「城市發展」和「鄉村振興」這兩種宏大敘事之間，但其實自有一套權力結構——既不像北上廣深那樣去中心化，但也不完全像「帝力與我何有哉」的鄉土社會那樣以「小家庭」為單位。縣城並不是封閉的「熟人社會」，而是「半熟人社會」，有著更複雜的差序格局，血親情誼的交往規則之外，疊加了更多資源與利益交換，交換過程往往又深度牽涉政治（行政）的力量，所以縣城的生態是人情關係捆綁在權力關係裡。
即使在中國傳統封建社會裡，鄉村依然並不太受到政治「專制」所左右，權力的力量對人民實際生活的影響如費孝通所說，是「鬆弛和微弱的」。而縣城則不然，大家的生活不是靠「自給」，而要依附於體制，小鎮上活得最安穩的就是王漫妮的相親對象那種體制內公務員。權力邏輯貫穿於日常生活邏輯之中，裙帶關係無處不在，利益網絡也更綿密。有調查顯示，小鎮青年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只有兩成（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田豐指出：小鎮青年完全信任區縣政府的比例僅為22.3%）。王漫妮對「半熟人社會」這套隨時在權力交換互惠共榮的規則無法認同，小地方比大城市更讓她窒息。
第二個重要的兩岸社會差異，當然還是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也就是所謂「城鄉差距」。大陸「一線城市vs.三四線城市」的發展不均衡遠比「台北vs.台南」嚴重得多。中國縣城的空殼化已被討論多年，但無論政策傾斜、產業升級還是觀念轉變，都需要非常漫長的時間才能見效，「回鄉」並不是對抗都市壓力立竿見影的解藥。
陳嘉玲回到台南當起導遊重新安排生活，和台灣年輕人對於「在都市進取打拼」的發展邏輯喪失興趣一脈相承，而重點是，她回家之後是有選擇的——這才是成功回鄉的前提。大陸年輕人雖然如今也抗拒「內卷」，但回鄉之後的選項卻不多。王漫妮的家鄉明明也是可以發展旅遊經濟的江南小鎮，但她似乎並沒什麼體制外的職業路徑可走。如果說今天大陸所經歷的，三十年前台灣都經歷過，那麼大概直到超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能夠縮小時，大陸年輕人「逃離北上廣」的發願才會真正成功。
因而對岸的「俗女」粉絲，與其說是羨慕陳嘉玲回鄉之後的歲月靜好，不如說是羨慕台灣城鄉發展的相對均衡和那種可以從「向上流動」的競爭邏輯裡跳脫出來、更自由遷徙並做出生活選擇的社會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