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英國作家愛德華‧鮑威爾‧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提出了「筆比劍更強大」（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的格言。同樣地，我們認為「言勝於武」，因為好的溝通協商可化解干戈。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曾說：「相對於戰爭結束來說，我們更希望所有的戰爭本就沒有爆發。」（More than an end to war, we want an end to the beginnings of all wars.）和平一直是大多數人追求的願景，若無，在政治和外交上優秀的溝通談判口才和手腕或許可將損失降至最低。談判協商猶如商場中的殺價，為的是要取得對雙方皆有利的平衡點。
我國行政院為提升國人語言能力的國際化，訂定了「2030雙語國家教育」政策；基於此，教育部挹注大筆的經費補助中小學至大學改善學英語的環境。但面對國際局勢的詭變，我們認為在實施此政策時，培養優秀的英語談判人才應是首要之務。我國的英語教育不僅讓學生能說合語法的正確句子，奠定語言能力的基礎，尚應培養他們的英語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雖然教育部補助中小學至大學導入英語於各學科的教學，但這種政策僅幫助學生訓練聽力及學習各學科的詞彙術語，將來學生若沒有用到，很容易就會忘記。
語法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認為，人們所具備的語言知識，或稱為語感，是一種內化的體系，包含語音、詞彙、語法等語言規則為人類特有的「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他強調語言是人類的天賦本能，並以此說明為何孩童能在短時間內精通母語，而不需要刻意地學習詞彙、語法等知識。喬姆斯基試圖將人類的語言解釋為生物的一種本能，與人類社會文化的條件因素沒有關聯。
然而，社會語言學家戴爾‧海姆斯（Dell Hymes）對喬姆斯基的語言天賦說提出質疑。他觀察一個人的語言不僅指能說出語法正確的句子，還包含能否運用語言，在社會環境中適切地表達與溝通，而喬姆斯基所闡述的語言能力無法充分解釋語言的社會溝通功能性。海姆斯指出，在一特定的社會團體中，母語者會自然而然地將語言形式與意義結合，並形成特定的溝通模式，因此他提出「溝通能力」。
溝通能力指說話者視人事物、場合、時間等外在因素，運用恰當的方式表達。換言之，要探討人們的語言溝通須將社會文化因素列入考慮，並且要強調語言、語境以及參與者之間的關係。語言能力與句子合語法性（grammaticality）有關，但溝通能力則涉及語言表達的得體適切性（appropriateness），也就是《聖經箴言》25章11節所說：「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A word fitly spoken is like apples of gold in a setting of silver.）
